在“新东方政策”的框架下，联邦德国推进缓和政策、接纳全欧安全会议机制、承认欧洲现存边界、放弃单独代表权并在一个德国的框架内承认民主德国为（非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在此基础之上，联邦德国陆续与苏联、波兰、英美苏法四国、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一系列所谓“东方条约”，并逐步与各东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73年9月18日，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缓和了联邦德国与苏东国家的关系，打破了两德交往的障碍，两德日益密切为日后统一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尽管当时在野的基民盟出于政党政治需要猛烈抨击由社民党主导的这一政策，但1982年基民盟的赫尔穆特·科尔当选为联邦总理后，仍然继续秉行“新东方政策”路线，直至德国统一。
北大西洋关系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尽管“新东方政策”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历任德国政府都深知，北大西洋关系和欧洲联合才是德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基石，而且，没有西方盟友的谅解和支持，新东方政策也是空中楼阁。因此，为打消西方盟友对于这一政策的疑虑，德国致力于扮演北约伙伴的忠实和可靠盟友，并不遗余力地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
1979年，北约通过“双重决议”，决定在包括德国在内的五个西欧盟国部署“潘兴”中程导弹，以保持对苏东集团的战略均势。这一决议在德国遭到绝大部分民众和主流媒体反对，并最终导致支持这一决议的社民党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建设性不信任投票中下台。尽管如此，继任联邦总理科尔为履行盟友义务，仍然在空前的反对声中于1983年11月22日落实该决议。这一行动成为联邦德国作为北约忠诚盟友的证明与象征，确保了联邦德国在1990年的统一行动中得到北约盟国（尤其是美国）的大力支持，堪称政治杰作。
1969年，乔治·蓬皮杜接替戴高乐上台，为德国推进欧洲一体化提供了新的契机。1969年12月，欧共体领导人在海牙峰会上就在外交政策领域进行政府间协调和创建一个经济与货币联盟达成共识。1970年，《达维农报告》与《维尔纳报告》在此基础上出台，欧洲一体化路线图初现端倪，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欧洲内部的政治经济联系不断加深。在这一过程中，联邦德国始终扮演着巨大推手的作用。
两德统一。尽管美苏英法将内政外交主权都交还给两个德意志国家，但在保留权（Vorbehaltsrecht）的框架下四大国对整体德国和柏林的权利与责任却继续存在。所以，牵涉到统一问题，四大国理所当然的是两德政府的谈判和对话伙伴。而联邦德国的“东西方并举”周边外交策略，在加深与西方盟国传统友谊与信任的同时，也缓和了与苏联的紧张关系，为将来在统一问题上的沟通打下了基础。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明智的周边外交政策，使得联邦德国在总理科尔的带领下，为寻求两德统一开始尝试与民主德国及美、苏、英、法和波兰等相关国家进行商谈成为可能。1990年9月12日，两德与四大国在莫斯科签署《2+4条约》，为德国的统一铺平了道路。同年10月3日，两德正式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