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战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周边外交政策对于处于冷战前沿的联邦德国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尽管各个时期联邦德国的国家利益各有侧重，但其坚定不移地维护与北约和欧洲盟友的关系，在借助盟友力量的基础上，运用灵活的手段改善和深化与周边各个国家关系，在成功达成国家目标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和广阔的外交政策行动空间。
【关键词】联邦德国 周边外交 北约 欧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初，多位德国政要在不同场合表示，德国应施行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国际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包括在欧盟和北约框架下承担更多军事任务。与同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相比，德国重要政治人物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如此积极的表态，并没引起国际社会的恶感与反弹，这无疑与其战后务实明智的周边外交政策密不可分。战后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理念与实践变迁，颇值得探究。
“一边倒”的周边外交政策（1949～1969）
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丧失全部主权，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随着东西方阵营矛盾的加剧，双方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深，并最终在1947年11月～12月的四国外长伦敦会议上在这一问题上公开决裂，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已无可能。1949年，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分别建立。对于新生的联邦德国来说，如何在冷战的背景下确保自身安全成为周边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面对这一问题，以库特·舒马赫为首的社民党（SPD）主张走一条民主社会主义（demokratisches Sozialismus）之路，即建立一个中立、平等、独立、有别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德国。但以康拉德·阿登纳为首的基民盟（CDU）认为，苏联扩张已使得欧洲分裂成为事实，在欧洲国家影响力下降的背景下，只有欧洲所有“民主”国家（包括联邦德国）依托美国的力量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应对苏联集团的威胁。因此，德国应采取“向西方一边倒”的周边外交策略，而这一策略得以落实的关键支柱是欧洲的联合与维护跨大西洋关系。此外，联邦德国建立的同时，英美法为确保自身安全，公布《占领法规》，明确了联邦德国的有限主权，并成立“盟国高级专员公署”作为联邦德国内政外交的最高权力机关。要从占领状态中重获完整主权，成为西方国家平等对待的伙伴，德国应该首先表现出有所作为的诚意，令西方信赖，即所谓“通过放弃主权来赢得主权”。
在“自由、和平与统一”的口号下，基民盟最终上台并长年执政，“向西方一边倒”的周边外交理念在联邦德国日益成为共识。通过在赔偿以色列、偿还积存外债、萨尔问题、筹建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煤钢共同体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积极表现，联邦德国逐渐被西方国家所接纳。1954年10月23日，联邦德国、意大利与美英法签订《巴黎协定》，宣告废止《占领法规》，结束被占领状态，德国重获内政外交的完全主权，并作为平等一员加入西欧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功融入西方阵营。1963年1月22日，阿登纳与法国总统戴高乐签订《德法友好条约》，德法的和解与靠近无疑是联邦德国在周边外交政策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也为欧洲的联合打下了坚实基础。
尽管欧洲联合与维护北大西洋关系均被视为“一边倒”周边外交政策的支柱，但这一时期联邦德国周边外交政策的首要关切是国家安全。面对苏联集团可能的侵略，只有美国为首的北约有能力为联邦德国提供保护，因此，对这一时期的联邦德国来说，维护北大西洋关系优先于欧洲联合。1960年代中期，法国与北约关系日益紧张，并最终于1966年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与此同时，德法两国又在欧洲联合理念上出现巨大分歧，欧洲联合一度陷入停滞。
“统一”被阿登纳视为联邦德国的终极目标之一，但在美苏对峙激烈的1950年代，两德分属冷战中不同的阵营，且盟国对于德国民族主义的复兴仍持强烈的警惕态度，为适应形势，在“一边倒”政策框架下，处于冷战前沿的联邦德国将确保“和平“与“自由”设为更为优先的目标得以实现。其在民主德国问题上“以统一促缓和”的表述与其说是统一宣言，倒不如说是对统一问题的回避与搁置，寄希望于日后能借助美国支持和自身经济实力实现统一。这一时期其德国政策被所谓哈尔斯坦主义所主导，即作为整个德国的唯一代表，联邦德国不承认民主德国，并不同与民主德国建交的任何国家（苏联除外）建立或保持外交关系，由此在国际社会上打压民主德国的生存空间。1957年和1963年，因南斯拉夫和古巴分别与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联邦德国宣布与这两国断交。
“新东方政策”及其延伸（1969～1989）
“新东方政策”。“向西方一边倒”的周边外交政策有效地保障了联邦德国的国家安全和主权完善，如何实现国家的统一越来越成为德国政治精英的关切。而1960年代以来，美苏两霸权开始从冷战对峙转向竞争性合作，依靠美国的力量来吞并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民主德国，这一统一路径已然显得不再有现实可操行性。而继续僵硬地奉行哈尔斯坦主义，不但无法孤立民主德国，反而使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空间受到极大限制，尤其是民主德国于1967年有针对性地提出乌布利希特主义后（Ulbricht-Doktrin），联邦德国与华约成员国关系正常化的所有努力付之一炬。此外，在美国因为越南战争逐渐从西欧收缩的背景下，与苏东国家的紧张关系也不利于确保联邦德国的国家安全。在这一背景下，调整与民主德国及整个华约集团的关系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早在1963年，埃贡·巴尔和威利·勃兰特就提出“以接近促变”。1966年，基民盟和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在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勃兰特的推动下，总理库特·乔治·基辛格在其首份政府宣言中表示，“维护和平，而不是统一”是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标，这一“以缓和促统一”的新理念表明联邦德国在正视现实的前提下，开始尝试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立足于自身努力，向统一的终极目标迈进。1969年，勃兰特成为联邦总理后，正式放弃哈尔斯坦主义，推行“新东方政策”，改善与民主德国及华约国家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