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明的国家，特别是轴心文明的国家，有自己成熟的价值系统和价值观，才得以成为轴心文明。而这种轴心文明是在它自己的道路上单向演进的。那么要向西方学习，融入全球化进程，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现代的价值系统和传统的终极关怀之间产生了冲突。因为人们首先要问，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个制度是正当的？确认我们学习对象的正当性，是解决学习问题最重要的前提。不同的非西方轴心文明国家有着自身正当性的最终标准，这种标准与西方的价值传统肯定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有非常强烈的冲突。
西方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14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5世纪的启蒙运动，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到17世纪的产业革命。这个长达400多年的漫长历史过程，形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价值观。特别是基督教新教的出现，对人类文明的演进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把这种基督教文明的影响，确定为两个基本的东西：第一是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第二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形成对整个社会正义的最终评价标准。这两条非常重要。
基督教新教，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直到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即对原有的天主教模式产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马丁·路德所提出的“因信称义”。另外就是加尔文主义所提出的“善功称义”。这一点，加尔文认为，人们除了对上帝有虔诚的信仰，还应该通过世俗的活动为上帝增添荣耀，他认为所有的世俗行为，包括商业行为在内，都是在荣耀上帝。一个人只要认真做好自己的职业，哪怕只是一个裁缝，你把衣服做好，并有很强的敬业精神，你在为民众服务，也是在荣耀上帝。这种通过世俗行为也荣耀上帝的观念，推动了市场和资本主义发展。这也是马克斯·韦伯所总结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
这种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促使西方整个文化传统在保持对上帝虔诚信仰的前提下，人们开始在世俗社会、自然科学领域、生产力发展领域创造卓越成就，推动世俗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传统文明国家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由于没有实现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导致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制度的变迁受到来自观念的困扰，而社会不能给这种社会转型制度的变迁提供价值的正义性。
比如说，在中国洋务运动过程中，有人提出要修建铁路，这毫无疑问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标志。但在当时修建铁路的阻力并不是来自于技术和资金，而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阻力。因为当时的儒家学者们认为，火车巨大的轰鸣声会对埋在地下的祖先的灵魂带来惊扰。而惊扰祖先是一种“不孝”的行为，违反儒家的伦理。这就是说，如果当社会的观念不能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正义性的时候，社会的转型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我们再回到杨小凯。杨小凯在10多年前就看到了“后发劣势”这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杨小凯用南北美洲发展作为例子来对比，南美洲虽然资源丰富，北美资源贫乏，但是南美至今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而北美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态呢？他认为天主教和与之对应的普通法对经济法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基督教以及与此对应的大陆法对经济的影响是正面的，所以杨小凯认为，实际上资本主义也有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外，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同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收入分配的公平使经济发展更快，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能促使收入分配公平。这就是好的资本主义的特点，而后发劣势与坏的资本主义又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