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作为老三届的知青，对1968年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小凯印象是非常深刻的。那篇文章在当时可以说是横空出世，使那时许多沉醉于“文革”迷狂状态的青年人猛然警醒，从而进入思考的状态，进入读书的状态。杨小凯对这一代人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只是这种作用是潜在的，看不见的。
杨小凯的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望，但同时也给他带来巨大的灾难。在那个年代，思考是不被接受的。他被康生、江青本人亲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处10年徒刑。
但是，也正是这段牢狱之灾，实际上成为他人生重要的起步阶段。原因就是杨小凯在牢狱时碰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刘凤翔。刘凤翔是杨小凯思想的启蒙者。刘凤翔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说：“你们这代人，不要再沉浸在法国革命、欧洲革命和苏俄革命的光圈里，你们应该从这样一个历史循环链条中走出来。你们要学英国的历史，要学习英美宪政的历史，同时要懂经济史，要学高等数学，要成为经济学家。”
可以想象，这些话给杨小凯带来巨大的震撼。刘凤翔的思想对杨小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杨小凯后来学习经济学，在普林斯顿和莫纳什大学做经济学研究，包括他利用数学模型为经济学建立思想体系，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刘凤翔启蒙思想基础上的。
杨小凯在80年代和90年代时曾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在当时中国一片“后发优势”的叫好声中，能够保持冷静，分析后发劣势的经济学家极为少有。杨小凯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迟缓，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他认为这种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的模仿实现快速的发展。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诅咒”。为什么呢？他认为，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很好的制度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来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建立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由于这种巨大的空间，就导致很多后进国家，只重视模仿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和技术模式，而不会去认真进行这个国家制度层面的改造。这样，虽然可以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制度变迁，它会给长期发展带来非常巨大的隐患，甚至会造成长期发展的失败。
他实际上是在提醒，后进国家在整个现代化转型的模式当中，不仅仅是发展生产的问题，同时也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变迁。
说来也非常有意思，杨小凯是在经济的发展层面提出这个想法。而这些年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有些类似。我一直在关心和探寻的问题是：轴心文明国家现代化转型及其困境。
19世纪50年代后，全世界都进入了各大文明国家纷纷以西方的现代社会作为自己学习对象的时期，都开始自强运动以对抗全球化冲击的过程。严格来讲中国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启了这个过程。
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对中国的挑战，整个西方的文化也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最近两百年的历史，实际就是西方的文明不断冲击传统的东方文明，而东方文明不断地在这种挑战下去应对的过程。这个过程为什么一波三折？问题的难点在哪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下要逐步进入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难点就在于，我们要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等等，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首先要解决的是，学习现代制度必须在观念上确定它的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