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关于国家治理与重视人性的问题。提及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是有沉痛的教训的。即使从国家公认的角度来看，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经验，也有许多教训可以进行总结。也就是说，提出一个问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重视人性及人的需要。过去我们就忽视了这些。单纯用人的积极性往往代替了丰富多彩的人性。其实积极性只是人性当中一个小的部分，人性有更为广泛的内容。什么是人性？人性就是人区别于物的一般特性。主要包括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马克思或者马克思的观点都说明，人的需要是人性的主要内容，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人的行为往往是与需要密切相关的。这几乎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关率。
东方文明、中华文明，我觉得最主要，从人性善的角度出发，主要走的是德治。孔子老先生、孟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了这个理念。到底人性结构是什么？我觉得，应该说近代以来需要思想家都做过分析。我觉得这个架构是不是还是对人性结构分析是有一定深度的。就是作为人性结构最深处是本我，就是人的本能。他的行为原则就是享乐原则，人性结构的中层就是自我，自我就是人的理性，他的行为原则就是现实原则，人性的表层结构，就是超，超我就是人的良知。他的行为原则就是道德原则和理想原则。所以，人性深处充满了矛盾。这可能是人性的一幅真实图景。
做这些分析，我觉得既抽象又具体，洞察了人性的内容和基本结构，对国家治理制度的设计，会给我们许多启迪。也就是说对人性善恶的假设往往影响到国家治理制度的设计，按照近平同志的讲法，国家治理体系主要就是指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的能力主要就是指运用制度治理国家事务和其他公共事务的本领。应该说，制度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离不开对人性的重视和把握。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人得需要人性，才是经济社会发展最初原动力，在国家治理中，需要高度重视人民的梦，每个人都有梦，关注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和所愿。另外，给我们现实提出一个重要要求，就是要高度重视社会的人心向背，我们既要看到社会意识的花朵，也要察之社会潜意识的低火。也就是说，社会意识，它其实由两块构成，一部分是我们通常讲的通常听的这些社会意识，但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分，平常听不到，可能偶尔在网络上能看到，但其实这种能量、社会潜意识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许多社会动荡的发生，为什么作为执政者，不能够准确地处理判断形势，就是忽视了这一块。因为许多东西不讲出来，不意味着人民群众，不意味着社会，不隐藏这种所思所想。所以，我想尤其中东颜色革命等等，这几年发生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实告诉我们，必须重视社会潜意识的低火。
这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建设一个反腐倡廉的体制机制。应该说，中国人祖祖辈辈都反腐败，但主要办法一句话，就是以道德来制衡权力。西方人祖祖辈辈也反腐败，应该说，主要强调的是以权力制衡权力。但是现在看来，从人性的架构来分析，还必须以民主制衡权力，体制外的这一块来制约权力的问题。应该说，能不能遏制腐败，已经现在成为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当中一个重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从人性入手，要总结人类文明的反腐倡廉的经验和教训。
另外，人性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我觉得，一个是要发掘，一个是引导，因为人性的力量不都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人性的力量可能也有某种反社会的，也有某种阴暗的东西，这是客观的现实，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司法，我们为什么经常发生战争，所以，人性生存应该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这里面当然就提出了文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提出了我们怎么样发掘、引导和利用人性的力量这个重大课题。我觉得一个国家治理设计的好不好，就得正视人性的现实，人性的深处就是既具有坚持性的力量，也具有毁灭性的力量。那么，作为国家治理来讲，就是怎么样创造一个顺应人性，同时引导人性，利用人性，这样一种制度和体制。
另外现在一个问题也提出来，就是近平同志最近强调的一个口号，要推行人性化执法。他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提法，应该说实行人性化的领导，人性化的管理，它有助于缓解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觉得现在群体性事件最后都激化，最后到对抗，有相当一部分是小事变大，大事变爆炸，也有一些干部的处理方式简单粗暴是有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