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践行机制
在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群众路线已发展出三类机制。第一类是了解民情、汲取民智的机制，包括调研、抓点、蹲点、以点带面等。第二类是培植群众观点的机制，包括访贫问苦、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下放等。(10)此外，还有一类配套机制，目的是迫使各级干部牢记群众路线、践行群众路线，包括定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定期展开整风活动。[25]这三类机制同时发力时，群众路线便能得到切实的贯彻(11)。
在所有群众路线践行机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调研，因为它是最常用的机制；即使在群众路线提法销声匿迹的年代里，调研的传统依然持续，只是频率较低、深入不够。[26]随着群众路线的复归，对调研的重视程度也大大加强。
与由学者或智库进行的调查研究相比，这里所说的决策“调研”有八个特点。
第一，调研的定位是决策的必经程序。在毛泽东看来，决策时，“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27](P2)哪怕是选举出来的所谓“代议士”，不经调研就决策也不可取。因此，毛泽东建议，凡是决策，“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28](P582)毛泽东的告诫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29](P17)对调研后决策的要求，陈云说得更加形象：“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30](P34)习近平完全认同对调研的这种定位，认为“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31]
第二，调研的主体主要不是秘书、顾问等辅助人员，而是决策者本人。例如，虽然毛泽东曾委托其身边工作人员(如秘书田家英)进行调研，[32]但他更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自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27](P10)因为“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的”。[33](P440)他本人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彭真都曾到各地进行调研。[34]今天，下基层调研仍是中国各级第一书记的必修课与基本功。习近平的切身感受是，“直接与基层干部群众接触，面对面地了解情况和商讨问题，对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和感受上所起的作用和间接听汇报、看材料是不同的”。他因此告诫，“现在的交通通信手段越来越发达，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但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力亲为的调查研究”。[31]习近平特别强调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下去做调查，亲自主持重大课题的调研。“因为对各种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的决策，最后都需要主要负责人去集中各方面的意见由领导集体决断，而主要负责人亲自做了调查研究，同大家有着共同的深切感受和体验，就更容易在领导集体中形成统一认识和一致意见，更容易做出决定”。[31]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0年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60天，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35]。
第三，调研的主题可以随时变化，但主要是决策者负责范围内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以及形势发展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新课题。具体到当下，就是要“深入研究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研究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深入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全面了解各种新情况，认真总结群众创造的新经验，努力探索各行各业带规律性的东西，积极提供相应的对策”；“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