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怎么代表？
人们通常把群众路线看作共产党传统中的民主决策方式，但群众路线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代表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正是把群众路线作为自己“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见刘少奇在七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中国共产党把亿万普通老百姓第一次带上了政治舞台，[12](PP53-89)而亿万民众的觉醒是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布兰德利·沃马克把以群众路线为特色的中国体制称之为“准民主体制”(Quasi-democratic system)是有道理的。[13](PP479-503)群众路线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核心所在。
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汗牛充栋，毛泽东的一段概括最具代表性：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4](P899)在代议民主中，代议士与民众的关系集中发生在竞选期间。一旦当选，具备了行使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代议士便获得了自由裁量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代选民作主。如果代议士在任职期间也会接触民众的话，那也主要是竞选动作，为的是博得选民的青睐，以便在下一轮选举中再次当选。因此，他们倾向做那些有利于巩固与扩大自己选票基础的事，而对那些与巩固、扩大选票基础无关的事，则不闻不问，哪怕这些事正好对民众有利。对代议士而言，参与投票的选民才是争取对象，才有接触的必要；而对那些不参加选举的民众，则可忽略不计。而不参加选举的民众恰恰往往是那些底层民众。
群众路线不同，它要求各级干部“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7](P1095)“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15](P933)这里所说的“群众”即“人民大众”，与“人民”同义；而“人民”首先是指工农兵和其他劳动人民。[6](P1215)
为了弥补代议民主的弊端，一些西方进步学者倡导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希望为普通民众创造更多能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机会与渠道(9)。即使与民主程度更高的参与民主相比，群众路线也独具特色。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的第一个差别是箭头指向。公众参与的箭头由利益相关群体指向决策者，这是指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利益相关群体有权闯进去，影响决策；但这也意味着，决策者不必迈出议事殿堂。群众路线的箭头由决策者指向利益相关群体，这是指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必须放下身段，主动深入到利益相关群体中去，它是决策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两者的第二个差别是有没有阶级分析。公众参与往往暗含多元主义的假设，把所有利益相关群体设想为势均力敌，以为他们都能平等地参与决策过程，最终会达成政治上的均衡。群众路线则会区分占有各类资源的强势群体与资源匮乏的弱势群体。贯彻群众路线的理想状况是，决策者更多地接触弱势利益相关群体，更多地听取他们的呼声，因为他们的利益更需要关照，他们主动影响决策的能力更弱。这样做表明，群众路线不是一种不偏不倚的路线，而是偏向普通劳动人民的路线。
现实中的公众参与和群众路线也许与理想状态相去甚远。就公众参与而言，不同的社会阶级参与能力相差很大。有些阶级占有金钱、人脉、知识等方面的优势，参与政治的意愿十分强烈，影响决策的能力很强；另外一些阶级则每天忙于糊口，无暇或没有能力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公众参与的不平等使围绕在“参与”概念周围的光环黯然失色，其必然后果是更有利于表达“要求”，而不是“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