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现状
对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肇始于西方学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加入其中。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1915）一书里，以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提供的资本主义的“理想型”为参照系，以政治与经济功能来界定中西方城市，强调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界分状态，他认为“西方中世纪城市中朝气蓬勃的市民阶级所发展出的那些风格独特的机构，要么是至今仍根本不存在于中国，要么就是展示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⑤
美国学者萧邦齐（R.Keith Schoppa）在《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世纪早期的浙江省》一书中，在区域政治生态学的视角下，用“市民社会”理论审视知识分子群体的流动对晚清政治变迁的影响。他根据人口密度、区域位置、邮递繁荣程度与财产制度标准，把浙江划分为有“内核—外缘”之别的四大区域。内部核心是发展程度最高的区域，以下逐次递减类推，由此构成了所谓“等级制式的渐增特性，”他发现，在中心地区，最初由私人负责的事务逐渐转向扩大的公共制度领域，自治组织和利益团体能够在新的语境中阐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目标及其意义，这使“公共领域”的产生成为可能。
另一些西方学者偏好使用“政治词汇”类比的方法。比如，他们研究现实后发现，“公论”、“公务”等新词汇频繁出现，他们认为，中国政治词汇中包含的术语“公”，其含义与英语的“public”相近，昭示着进化了的地方自治传统实际上在侵蚀着国家权力，而“国有”、“公共”、“私有”等观念的出现和转换，在司法诉讼领域内会为各自的支配地位展开竞争，官方与非官方的精英都在寻求政治合法性，这些在新生活中被确立了合法意义的词汇成为回答社会和政治问题新的参量。⑥例如，兰金（Mary Backus Rankin）把晚清政治语汇划分为三重概念，即“官”、“公”和“私”。他研究发现，“公共”处于“国家”和“私人”之间的位置上。“公共”空间拓展的程度取决于如下一些标准：私人团体和财产权的发达、自由表达公共意见的场所、法律对这些权利制度和行为的保障、以及对国家权力的结构性制约等等。与此标准相对照，兰金认为，在明朝东林党人活跃的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中国已经显示出“公共领域”的迹象。⑦
罗威廉（William T. Rowe）则通过描述国家向社会的权利让渡来标示出“公共区域”的范围。他在分析了近代汉口的城市结构后发现，由于长途贸易的大幅度增加，大规模的商行、财政体制和组织化的商业网络相继出现，汉口在19世纪的城市服务系统和社会福利领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汉口城市社会组织人员构成的流动性、外地人和本地人杂居的状态构成了社会自治的基础。他认为，完全可以用“公共领域”这个社会学范畴来概述这种现象。⑧
针对罗威廉的研究，魏斐德持不同见解。他认为正因为汉口城市行会常由外来人控制，比如汉口的两个主要行会之一实际上是由外地旅居者在上海买办的监督下建立起来的组织，所以汉口作为中国内生型城市自治和社区认同的断言是不能成立的。再如，对盐业利润的控制并不取决于社区自治的程序和商人的独立经济地位，而是与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密切相关。按照他的说法，所谓“汉口自治商人”，实际上不过是国家垄断权的产物，是一种官商经纪人。⑨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经对晚清至民国期间的中国社会进行了研究，他描述了“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主义”对村治组织的影响，并以凝聚传统社区的百泉闸会的祭祀活动为例阐述，尽管国家依赖“基层权力文化网络”的作用，但是，各种组织网络构成的象征价值却有可能是传统的。⑩
黄宗智在研究清朝社会时，将其司法系统分为三大部分，即以官方法庭为代表的正规法律系统和依靠血缘和社区调解争端的方式为代表的非正式的司法系统，以及以县以下管理机构为代表的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领域”。他试图通过构建这个价值中立的“第三领域”，来破解用“国家—社会”二分法解释中国社会问题时所遇到的困难。黄宗智发现，“第三领域”一部分趋向完全的官僚化，成为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的参与者，另一部分则趋向完全的社会化。
许纪霖从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历史演变研究入手，分析了19世纪末的上海社会，发现由于受到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的江南风士的影响，江南的士大夫在宋明以后就逐渐眼光向下，注重在民间创办书院、开拓风气、形成舆论，以期在朝廷之外建立强大的道统。这些区域化的历史传统和民间氛围对清末上海的改革道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得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中心。
王绍光、何建宇通过对政府注册的社会团体和准政府组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勾勒了一幅当代中国人的结社版图，指出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市民社会组织不能与市民社会运动高涨的全球背景相脱离。
孙立平考察了中国自秦统一到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探讨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结构演变的脉络。他认为，清朝以前的中国社会是由“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三层结构组成的，晚清时期，随着科举制的衰败，民间统治精英随之解体。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结构一直由“国家—民众”两个层次组成，直至改革开放后，“民间统治精英”阶层再次出现，中国社会正在形成“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
与孙立平类似，王铭铭也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中国乡镇级政府的演进过程。他不否认国家权威性资源积累与现代性的密切关系，但同时也看到了由于乡镇政府在中国科层体制下处于最底层，对本地经济社会团体资源的依赖，以及乡镇官员“与传统社会的士绅阶层一样介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两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