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习俄国民粹派著作了解俄国独特国情（1871～1880）
马克思此时以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眼光看待民粹主义和俄国的公社问题。他从各种渠道，也从民粹分子手里，搜集了大量有关俄国问题的资料，并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而俄国民粹主义革命者与马克思也是彼此不断联系的。1871年1月7日，伊·鲁·托马诺夫斯卡娅给马克思回信探讨村社问题：“至于您在有关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命运问题上所预见的二者必择其一，那么，遗憾的是，它的解体和转为小私有制是十分可能。”⑦这时的马克思主要还是依据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来判断俄国村社制度的。
后来，马克思在1871年6月13日前后收到丹尼尔逊寄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论土地私有制》，马克思阅读后认为这对了解俄国非常重要，就开始大量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选、《公社土地所有制论文》、《对村社土地占有制一些哲学原理的批判》等9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较为客观地分析了俄国的国情，进而提出俄国的跨越理论，他认为俄国土地所有制的独特性是历史的不利环境造成的。俄国有可能从公社土地所有制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始终强调要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和技术的内涵，这一点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
除了对俄国革命的信心，马克思一直在努力思考俄国革命的可能性。1875年到1876年，马克思阅读了大量的俄文书籍，包括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国土地制度，它的产生和1861年它在立法上的确立》一书。
马克思对于俄国革命的发展形势做出了谨慎的分析，提出要根据俄国的具体环境来研究俄国革命。具体的事件要追溯到1877年10月，俄国民粹主义活动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与马克思针对俄国革命的特殊性与欧洲革命的一般性问题产生了交锋。马克思特地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信批驳他把一般性当作特殊性来对待的观点，认为“只有对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历史现象分别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才能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如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⑧此外，信中马克思还针对俄国村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俄国究竟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马克思分析俄国国情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俄国继续走农奴制改革道路，尽管有良好的村社基础，也一定会被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切灾难给破坏掉，如果不想遭受如此的破坏，俄国革命就势在必行，但是如果要在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发展完全，就在俄国村社的基础上直接建立公有制并不现实，马克思认为这种村社所有制在当时的俄国只能是一种机会，也许是最好的机会。
探讨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因素（1881年之后）
1881年2月16日，民粹派的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直接询问俄国农村公社未来的前途：“最近以来我们经常听到一种意见，说农村公社是一种陈腐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而言之，所有一切最不容争辩的东西，都已断定这种陈腐的形式必然灭亡。”⑨马克思对待这个问题是严肃而又谨慎的，他四易其稿才正式回答了查苏利奇。马克思在回复查苏利奇的三个原始草稿中阐明了俄国村社的历史演变、发展状况及其特征，认为“俄国的村社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拥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⑩
究竟能否跨越，马克思始终认为革命是前提。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农村公社趋于瓦解，“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因此，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农村公社是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
马克思在最后的定稿信中实际上提出了村社作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或支点必须把握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在村社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的历史环境中，要排除破坏村社的一切来自资本主义制度各方面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二是爆发俄国革命来挽救农村公社的现状，同时拥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马克思明确肯定了要同时具备上述两个前提条件，俄国农村公社才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
从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讲到的这两个前提都没有实现：一是在革命之前，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破坏了农村公社的原始状态；二是革命后，当时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政策也没有为农村公社的正常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反而加速破坏了农村公社原有的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