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实际出发，重视民族教育形式和特点的方法
坚持从少数民族实际出发是毛泽东、邓小平民族教育思想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坚持，中国革命、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包括发展民族教育，须同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变革统一，无论超前还是滞后都是无益的。邓小平同样认为，发展民族教育不得照搬硬套汉族地区的做法，需从本民族、民族地区的特点和实际状况出发，切实发展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198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明确规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拥有“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②的权利。做好民族教育工作，务必坚持因地制宜、因族制宜、分类指导。
发展民族教育，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办学方式。1951年确定的少数民族教育总方针中对此作了明确规定。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重申了本原则，用法律形式将其固定下来。概括来说，从事民族教育主要有两类学校体系：一是在非民族自治地方开办的、主要招收对象是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院校。在中国，诸多重点大学开办民族班，若干省市为西藏开设中学（班）等。二是在民族地区创立的各级各类学校。普及小学教育，有计划地发展初、高中学校，开办民族中等专业学校、民族职业技术学校。为培养民族高等专业人才，除开办民族学院外，政府还在某些中学、中等专业学校、高等院校开办民族班等。在牧区和边远地区，创办寄宿制民族中小学。民族教育的多形式办学体制已然形成。
民族语言文字是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载体，是民族教育的重要形式和内容。毛泽东、邓小平坚持，各民族都有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教育要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教学形式，包括教学用语、教学教材等。在实践中，凡有通用文字的少数民族，如朝鲜族、维吾尔族等，各级学校必须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教学；有独立语言但文字不全或没有文字的民族，一方面着手创立和改革文字，另一方面按照自愿原则，教学过程可采用本民族习用语文或汉语语文，用本民族语言辅助教学。另外，民族自治机关教育、鼓励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学习民族语文，民族干部既学习本民族语文，也学习汉语文字。这样有利于开展民族工作，增进民族团结。
关于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原则
坚持宗教与教育相分离是毛泽东、邓小平民族教育思想的主要原则。在旧中国，宗教与教育是一体的，尤其表现在民族地区。中国共产党贯彻实施宗教与教育分离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
毛泽东一直笃行宗教与教育分离原则。早在1923年，《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就已提到：“实行义务教育，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③这一原则在多种场合被反复提及，如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等。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团执政期间，党和国家仍遵循宗教与教育分离原则。1984年，中国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④1990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强调，宗教不能干涉国家学校教育、社会公共教育等。在中国，党和政府在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主动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相适应，坚持宗教与教育相分离。多年来的民族教育一贯遵循这一原则，并坚定贯彻实施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进民族教育健康发展。
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内容
培育少数民族干部是毛泽东、邓小平民族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少数民族干部同本民族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是民族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毛泽东、邓小平详尽说明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培养结构、培育路径等。
毛泽东十分关注民族干部培养工作。解放初期，他就指出，大量的少数民族干部是孤立民族反动派，解决民族问题的必要准备。少数民族干部应大批培养、大量使用。同样，邓小平重视培养民族干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修改党的章程，邓小平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党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培养本民族的干部。”⑤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干部是关系新疆工作的关键。与之不同，邓小平更注重民族干部的质量而非数量。他坚持用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格要求所有干部，包括少数民族干部，逐步实现民族干部的知识化。
关于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结构，毛泽东、邓小平都有各自的思考，有继承，有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坚持以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要，专业、技术干部为辅。缘于有限的教育资源条件，培养建立自治政权、开辟各项工作所急需的政治干部是首要任务。毛泽东重视教育和改造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邓小平则不同。新时期，邓小平以培养、提拔各种专业技术人才为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的人才需求多样化，与之相适应，民族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育大批专业技术人才。1987年，党和国家在《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中强调，要积极培养、配备符合“四化”的少数民族干部、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并就此提出了详细的培育要求。各类人才的培养，满足了少数民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推动了民族地区人才结构的合理。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有关少数民族干部培养路径的思考，具体来说：
其一，在工作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认为，少数民族干部在实践中会得以锻炼和提高。他一直贯彻执行民族地区的最高领导者应是当地少数民族干部这一政策。邓小平同样主张，民族干部的培养，必经在具体工作中锻炼这一步骤。党和国家要“对他们要大胆提拔，放手使用”⑥，人才有职有权，在其位，才能谋其政。邓小平在解放和建设大西南的过程中，大胆启用民族干部，如藏族干部天宝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重要职位。
其二，通过学校培养民族干部。毛泽东一贯强调，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途径就是在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结合不同文化层次和实际需要，兴办大批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为主的民族干部训练班、干部训练学校、民族学院等。这在有限时间内培养了大量少数民族干部，满足了民族地区革命、建设、发展的迫切要求。他还重视创建和发展民族学院。1941年延安民族学院成立，标志着少数民族干部培植正规化的开始。1950年11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通过，其中作出了在全国建立若干民族学院的指示。在此基础上，邓小平重视建设民族学院，意在大力发挥民族学院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关键作用。1950年，邓小平针对西南地区人才缺乏的现状，作出“少数民族学校应速筹办”的重大决策。在他的关心支持和直接指导下，贵州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学院相继成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对民族学院建设常抓不懈。截止2009年，中国内地共有15所民族院校。学校教育不仅为民族地区造就了大批人才，而且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整体素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最佳途径就是繁荣民族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