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1933年7月出生于广东梅县。
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常青树”，年已八旬的张卓元，一直从事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他多次进入中南海、玉泉山为中央决策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和才华，为我国改革新时期的经济理论创新，为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
张卓元说，自己做经济研究60年，之所以能做出一些成果，大体有四个因素：一是对经济研究有兴趣；二是自己还算勤奋努力；三是大学毕业后有幸分配到中科院经济所工作；四是欣逢盛世。
1964年，他和同事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的文章，没想到，“文革”中这篇文章被污蔑成了“大毒草”。面对巨大压力，他并没有屈服。
改革开放之初，他提出“稳健改革”的思想主张。他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稳中求进”不仅是改革所需的基本思路，也是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1993年6月至11月，他进入北京西郊玉泉山，参与起草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截至2013年参与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他已经多次上玉泉山，参与中央重要文件起草，被朋友称为“玉泉山人”。
他，就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常青树”、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研究员。
入夏的一天，记者来到位于北京三里河的中国社科院住宅楼，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他清瘦高挑，温文尔雅，虽年逾八旬，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话匣子一打开，从治学经历到献策国家改革路线图，他用略带广东客家口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
深受恩师教诲，相信坚持真理是学者本分和操守
1933年7月，张卓元出生于广东梅县。1950年，他考取了中山大学经济系。“在梅州中学读高三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我无意中读到一本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书中的分析和描述让我着迷，我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这样解释当初选择学习经济学的缘由。
进入中山大学经济系，张卓元如鱼得水。这里有经济学教授林伦彦、梁方仲等，他们的教诲令张卓元受益匪浅。为了多读点经济学论著，周末同学们都到操场看电影了，张卓元则留在宿舍里啃书本。
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张卓元到了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继续攻读。毕业前夕，他在学院的学报上发表了万余字的论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要好的同学都来道贺，于是，张卓元拿出全部稿费，“让大家一人来一碗牛肉汤”。
1954年，张卓元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这里聚集了一批国内一流的经济学家。
1959年，我国价值规律理论的代表人物、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组织大家写作《社会主义经济论》，张卓元也参与写作。
由于张卓元多年跟随孙冶方从事研究工作，他的经济理论观点受到了孙冶方的很大影响。那时，涉世未深的张卓元常常在思考，社会主义社会到底存不存在生产价格问题？如果存在，自然就要承认利润，就要重新考虑商品定价原则。1964年，张卓元和同事何建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的文章，论述了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进行定价的主张。
没想到，还在“文革”前夕，张卓元的这篇文章就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有人指责该文是“对马克思生产价格理论的歪曲”，“把平均利润率、生产价格引入社会主义社会，是企图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剥削，取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该文本来是经济所的一篇争鸣文章，一时间在“文革”中被污蔑成了“大毒草”。
有一次，在《红旗》杂志社举行的批判会上，看到杨坚白、张卓元等的文章遭到批判，孙冶方不顾一切说话了：“不要再批判他们了。他们的文章阐述的是我的观点，干脆你们就冲我来吧！”
孙冶方把责任承担下来了。于是，斗争的矛头直指孙冶方，并且不断升级，酿成了新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冤案。1968年4月起，孙冶方被监禁在秦城监狱达7年之久。
面对巨大的压力，张卓元并没有屈服，而是据理力争。
“您的勇气从何而来？”记者问。“我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受我的老师孙冶方先生的影响，他是那种只要他认为正确就一定会坚持的人。我深受他的教诲，相信坚持真理是学者的本分和操守。”张卓元不假思索地说。
粉碎“四人帮”后，身患重病的孙冶方的冤案得到平反，组织上恢复了他的待遇，安排他担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顾问。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先生去世。临终前，他把尚未完成的专著《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编辑工作托付给了张卓元等人。
后来，张卓元也担任了经济所所长。如今，已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的张卓元对记者说，“每每看到经济所办公楼里孙冶方先生的铜像，我总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绝不能辜负恩师的教诲和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