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笔难能千载贵 文章留与后人评
今天的中国，社会环境已与几十年前有所不同，杨天石的研究得到了各方人士的认同和赞誉，但也引起某些人的不解和愤怒。一方面，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有不同声音完全是正常现象；另一方面，这也是过去成见太深，他的研究一时不易被接受。即使如我与他数十年之交，对他的某些论述也不尽同意，常有交流和探讨，可见不可能要求人们的思想认识绝对一致。对天石来说，有些上纲上线、带有攻击性的谩骂也会引起他的烦恼和不快，但他对自己的研究一直充满信心，认为：“研究者必须要有彻底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冷静、细致、客观的治学态度……”他主张叙述真实可靠的史实，“是历史著作的根本任务，史实讲清楚了，而且讲的可信可靠，当代、后代、以至千秋万代的读者从中自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其实这种情况也并非今日才有，太史公当年不是也深受打击和迫害吗？太史公说，他的著作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尝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虽累百世，垢弥甚耳”。而今，《史记》已成为不朽之作，那些谤议戮笑又在哪里呢？杨天石的诗篇里也常传达出这样复杂的心情，我们从中可略窥一二：“荣枯得失总尘轻，尔自滔滔我自行；直笔难能千载贵，文章留与后人评。”（《有感》）“下笔常逢掷笔时，个中滋味几人知；平生最苦难言语，阻断春蚕肚里丝。”（《下笔》）尽管如此，他的壮志不会因此坠失：“又渡重洋作远游，老来尚似少年俦；穷搜秘档求真相，不到河源兴未休。”（《三访胡佛研究所》）“因风立言世人轻，下笔何须看市情；但企真知传宇内，宁甘俯首竞浮名。”（《重有感》）
杨天石是一位坚守书斋的学者，在当今许多知识分子志在轩冕、竞相入仕时，他始终痴迷学术。同时，他又热心关注书斋外的社会变革，有时会为现实生活中某些不合理的现象愤愤然。我常能听到他评论一些社会事件说：“这怎么能不讲道理呢？”“这怎么能不守法律呢？”我总是觉得好笑，说：“如果都能讲道理，都能守法，中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嘛！也就不需要改革开放了嘛？”他听了，还是悻悻然地想不通。他并非社会事件的参与者，只是会观察、思考、感受、体验。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这样。他说：“因为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不由得对他充满敬意，他显然绝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历史学家不仅研究过去的历史，还应是正在发生的历史的在场者、见证者，往往从现实风雨中能更好读解以往的历史，使历史成为应有的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生命。他平日的愤愤然、悻悻然，常常就是属于这类性质的反应。
杨天石的民国史和蒋介石研究已成一家言，是有创意且厚重的；他那些“意有所郁结”而发的诗和对旧体诗写作的主张，也有助于读者对他的了解。另一些在海内外游访时即兴吟咏的诗作，则是他走出书斋后抒发的轻快而闲适的心情。旧体诗传流至今已经式微，讲究韵律、用典、对仗、平仄、句式等等，太难为今人了；新诗也已走过近百年，至今还是没有一定之规，都走得很辛苦很艰难。天石吟诗有雅兴，且有所得，实属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