鲲鹏须展垂天翅 一望穹苍万里澄
1978年，杨天石正式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为一位专业研究人员。他从文学专业科班出身转为历史学者；从研究南社进而研究民国史，以后又从民国史进而研究蒋介石；从政治上一直受歧视的“白专典型”“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终于成为享有盛名的历史学专家。这真是一个华丽的转身，这和他几十年心无旁骛、视学术研究如生命是分不开的。哪怕到国内外访学观光，他也是潜心搜求资料，尤其对那些未刊的信函、电文、日记、档案、手稿特别有兴趣。以他机敏的学术眼光，常常能有所发现，许多历史谜团常就此得到破解。我们同班学弟孙绍振是一位才子，平日较少高看他人，唯独对杨天石评价甚高，认为我们班级近百位同学中，能真正称得上学者的，第一个就是杨天石。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还异常勤奋。一天中的上午、下午、晚上三部分，他都用来工作。从学生时代到现在，坚持不懈。我们只看到他一本又一本有关蒋介石和辛亥革命、民国史等的著作问世，却不太知道背后的辛勤和汗水。仅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就多达6次，每次两三个月，从早到晚都呆在阅览室，尽量摘抄材料。他在日本时也天天泡在图书馆和外务省的大量尘封档案里，在情报人员的摘抄件中发现了康有为确曾企图通过袁世凯密谋捕杀西太后的证据，破解了长久以来聚讼不决的重大疑案。有关蒋介石的研究，他从一个一个专题入手，有分歧的、或流传已久似成铁案但又证据材料不足的问题，往往是他着力的地方，经他抽丝剥茧，揭开了不少谜底。这里只举一例：关于“九一八”事变，几乎被异口同声认为是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东北落入日本之手。杨天石广征博引了20多件资料，包括张学良的自述，多次对访谈者的答问，有关的电报、记述、回忆、证词、文献、当时的新闻报道等，证明当夜下令“不抵抗”的是张学良，而不是蒋介石。但他并不到此为止，又进一步查到蒋早在1928年就提出过对日“不抵抗主义”的史料，“九一八”后蒋事实上也默认和肯定了张学良的命令。他还分析了蒋和张的“不抵抗主义”思路的来龙去脉，这样就厘清了历史的面貌。
我读他的近著《帝制的终结》，这本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而出版的历史著作，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间十几年的历史作了详尽而又简洁的叙述和论证，几乎每个历史事件参与者、每个大小事件，以及有关的大大小小的报刊、团体，他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和交代，有时看似寥寥数语，却都是建立在大量历史资料和可靠考证的基础之上。他自称是“简明版”，而我认为这部36万字的著作更像一部关于辛亥革命的“百科全书”。
司马迁曾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也”。历史著作就是要“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实事求是才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但真正做到这点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中国历来尊敬有史识、有史德、敢于秉笔直书的历史学家。近代中国历史中大量史实至今仍然混沌不清，杨天石竟然对已被铁板钉钉的“人民公敌”“独夫民贼”“千古罪人”蒋介石有兴趣，进行独立研究，试图寻找蒋介石的真面目，其勇气可嘉。他不是在既定的框框里学舌，也不是空泛地说长论短，而是选择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定事件或历来有争议的疑题细加考察，发掘大量史实文献，还原了一个曾被遮蔽已久的蒋介石。原来此人在20世纪历史风云变幻中，对国家民族有过重大贡献，也有罪错和过失。从北伐，统一军阀
混战割据的局面，领导全国抗战到最后的胜利，到内战失败，经营台湾20多年……种种是非功过，他都有独到论述，读者能根据其提供的材料自然地得出自己的结论。他定的书名叫《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意为把“迷失”了的蒋介石找回来，已出版了三辑，共七八十万字，现在正在续写第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