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帝制的终结
这个题目的全文应该是“杨天石的历史研究和诗歌创作”。题目很大，本文无意也无力来论述这两个方面，不过，我和杨天石君的同窗情谊已近一个甲子，彼此比较了解，所以在他的旧体诗集（《当代中华诗词名家作品集·杨天石卷》，中华诗词研究员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之际，我姑且勉为其难知人论“史”“诗”了。
莫谓当年时命蹇 文章千古有知音
我与天石君相识订交在1950年代中期的燕园。刚进校园时，恰逢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重视知识分子，但是对青年思想动向仍非常关注。我最早听说关于天石的是，他曾在同学中说：“希望将来能在图书馆的卡片盒里留下自己的名字。”这在当时是被当做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传告的。我暗暗觉得此人颇有点抱负，不像我那样平庸无大志，能有机会在大学多读点书，做自己喜爱的文学工作就很满足了。现在从他写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很多是抒发他长期以来的宏愿和曾有过的压抑情绪：“何必踟蹰误路程，功夫练就好长征。鲲鹏须展垂天翅，一望穹苍万里澄。”（《勉友人》）“南来拟借江山气，助我胸中笔墨情。”（《南来》）“莫谓当年时命蹇，文章千古有知音。”（《游东湖》）
这大概就是“诗言志”了。杨天石侥幸躲过了1957年的风暴，但在1958年“大跃进”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学校里停课闹革命，批判知识分子，谁想多读点书都像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似的，更不必说“成名成家”了。平日埋头读书、刻苦钻研的天石到那时就难逃一劫，被当作“白专典型”来批判。可以想象天石的年轻心灵所受到的压抑和打击是多么沉重。
有人说，我们这个年级在1958年发起的学生写“红色文学史”的豪举是“使独立的学术精神在集体性的协作中不仅被激发而且被保护”。事实是，这本红色的书恰恰是用僵化的政治教条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来否定老知识分子的学术积累和成果，是对独立的学术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扼杀。但其影响所及，各地高校学生都群起效仿就是例证。这种把学术研究当作政治运动的搞法，当然使某些学生在政治上和后来的前程中受了益，有的学生却在喧哗的缝隙中，争取一点读书研究思考的机会。杨天石就是后者中的一个。但是，他的“白专典型”形象已经被固化，这在几乎整个大学期间一直压在他的头上。
我和天石接触较多的时期是在1959年，我们一起从事《近代诗选》选注工作。这个课题是在季镇淮先生带领下进行的。季先生出身西南联大，受业于闻一多先生，当时是北大中文系副教授。选注小组前后有六七个同学参加。因为前人对这个时期诗歌的研究很少，几乎是从头收集资料并梳理出一条线索来。幸好北大图书馆所藏清人诗集甚为丰富，我们从读原始资料着手，先选出350多位诗人，经反复讨论斟酌，最后选定了50位左右诗人，再加注释。这项工作进行了半年多时间，完成以后，我们也就各做别的事去了。我发现，只有杨天石还在那里反复琢磨，不仅琢磨自己那个部分，还琢磨别人的注释并进行修改。他把许多典故的出处和没有注上的字词的解释补注了，已经有了但却不是最早的，他又花功夫寻找出来补上。所以他与季先生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季先生对他也愈来愈赏识，这部书稿直到我们毕业离校时还在不断修订，实际的通稿者就是季先生和天石。我从这些事情开始深感他对学术的痴迷。只要有书读，他就会孜孜不倦全身心投入其中，对每一个问题都要弄得清清楚楚才罢休。就如他后来所说，有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他曾对班上的团支书说过，自己是诚心诚意想“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么美好的愿望不仅没有得到鼓励，反被当做“拒绝思想改造”的罪证，后来被写入毕业鉴定。
毕业分配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多么渴望被分配到高校、科研单位或文化学术单位，结果被打发到永定门外远郊地区的一个农业机械学校，除了一个星期教20个课时的语文，还要帮着管传达室、管上下课打铃等杂务。他在那里教了一年半书，直到那个学校实在维持不了，他才有幸被分配到和平门的师大附中，在那里教了近16年书。他是那个学校出色的老师。
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杨天石无论多么繁忙，生活如何清苦，查阅文献资料条件多么困难，却始终不能忘情于学术研究。他一年到头，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孜孜矻矻，读书思考，研究写作，访问搜求，真可谓废寝忘食。一个无名作者在当时要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是相当艰难的。“文革”时，在是非颠倒、社会动乱的环境下，他照样偷闲著书立说。1973年初，我从河南干校回来，他就送了一本刚刚出版的《王阳明》给我。他和另一位同学刘彦成合作写的《南社》也已经在中华书局准备付梓，因故中断，直到“文革”后才得以出版。1980年代初出版的《朱熹及其哲学》主要也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
他照着自己坚韧不拔的性子读书、研究、写作。他从《近代诗选》的选注工作中得到启发，对很少有人涉足的南社研究作了深入的挖掘和梳理，写了《南社》后，还编了《南社史长编》。以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为代表的南社是辛亥革命前成立的一个有影响的文学团体，其活动实际上是跨政治、文化、诗歌好几个领域，天石也由此渐渐把视野扩展到哲学、历史方面。这些都算是天石的早期著作，尽管观点不可避免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对史料的收集、钩沉、考订、研究都十分严谨，显示了他的学术功力，受到了中华书局老总金灿然和近代史所朋友们的重视和赏识。他所在学校的领导却是另一种反应，到“文革”前夕，即“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之际，他被内定为“新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他曾感叹的：“莫谓当年时命蹇，文章千古有知音。”
就这样，他度过了18年业余学术生涯。1974年，因为近代史所成立民国史组，朋友们就邀他帮着工作。他一边照常在中学教书，一边为近代史所做了3年义工。对他来说，有机会大量查阅近代史所丰富的馆藏资料，还有机会被派到外地的高校省市图书馆深入访求考察，结识学术界的饱学之士，可谓如虎添翼。他陆续发表的文章渐渐受到学术界关注。早在1960年代，他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就明代泰州学派问题对当时权威哲学史家侯外庐、嵇文甫、杨荣国提出过不同意见。侯外庐不同意他的看法，却从杨天石文章看出此人“将来一定会有成就”，还曾想调他到历史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