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研究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学立足现实的有效切入点
“中国模式”并不是空洞的概括，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是有自身的结构和层次的。笔者曾经在不同场合指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这三个层次，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价值重塑、共同创作、不断完善，融合成具有独特气派、独特风格、又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
在“自上而下”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性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掌舵以来，一直到他所做的十七大报告，都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这种趋势。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世，社会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问题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几个标志性的里程牌。
在“自下而上”方面，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全国范围的城市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蓬勃开展。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中国城乡基层社会，正在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通过制度创新，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无论在制度安排的公平方面，还是百姓认可的公平方面，无论在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重点解决民生问题上，还是在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高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上，无论在使全体人民受益方面，还是在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方面，无论在减少居委会的行政性、增加自治性，还是在培育和健康发展社区组织与建立社区服务体系方面，都在逐步取得进展。
连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经验的，是各个“地方经验”。在对当今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展开的实地考察中，我们先后领略了“武汉经验”、“广州经验”、“深圳经验”、“郑州经验”等，2008年又有幸与“杭州经验”相遇。杭州根据第一轮发展主要用土地、廉价劳动力、矿物资源、环境代价等初级资源的局限和缺陷，提出了“复合社会创业主体”这一新概念和新模式，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多成功。2009年，又一次与“郑州经验”相遇，他们提出的把郑州建设成“三化两型”的国际大都市，标志着我国中部的崛起。
在三个层次中，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
现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一流学者都在程度不同地研究“中国模式”；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思考和参考“中国模式”。他们正在做出自己的解释。中国社会学更有义务对整个中国经验、对不同层次的中国经验，进行调查研究，做出自己的符合实际的理论概括，以提升自己的理论品质，在这一方面完成理论自觉的使命，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复兴息息相关，与中国人民生活品质提高密切联系，因而它是具有生命力的理论。中国社会学只有直面中国自身的发展实践，从中获取灵感、吸取营养，才能获得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理论成果。这就是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实地调查开展各个层面“中国经验”的探究的原因。我们深深觉得，研究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学立足现实的有效切入点。
正是根据“中国模式”三个层次的框架，笔者在前几年就设计了两套丛书，即“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丛书，“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其创意就在于表达第三个层次社区建设经验和第二个层次城市发展经验在中国模式中的基础性和重要地位。
现在，前一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了前三卷：即《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郑州市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和《和谐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广州深圳实地调查为例的广东特色分析》，第三本《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杭州“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后一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了两卷：一卷是《“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另一卷就是《“三化两型”城市：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体现———以郑州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