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社会科学既是寻找规律的，也是寻找差异的。寻找规律是找到因和果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但还要找到差异是什么。比如财政危机经常会引起革命，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但我们需要找到的差异是，为什么有一些财政危机带来了民主体制，而另一些财政危机带来的是专制体制的循环？美国独立战争跟英国的财政危机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在美国，财政危机带来的是民主体制，而在中国，财政危机引起农民起义，起义后又是专政体制的循环？我们要努力寻找这些形成差异的条件是什么。
美国一个经济学家讲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为什么在某些国家造反激发民主体制？他从造反的阶层、这个国家不平等程度、精英资产的流动性等等角度分析。如果这个国家极端地贫富悬殊，统治者是不会放弃权力的，哪怕殊死搏斗也不放弃，因为民主化意味着有可能把财产全部分掉。还有国家精英所掌握的财产流动性，如果土地是主要财产，土地拿走了就拿走了，如果是现金，可以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若是这种情况，放弃权力则更可接受。当然也有另外一些说法，意识形态非常重要，美国革命最后走向了民主，从当时的实力上来说，华盛顿完全可以说我掌握军权，我就专制怎么了？但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因为他受民主、自由的启蒙思想非常深，所以意识形态是很重要的作用。但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要找到那些条件才能够得出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规律和差异，这是我对社会科学包括对政治学的理解。
纵观历史，民主是偶然的，事实上也是最近两百年才出现大规模的代议民主制度。历史上几千年基本上没有民主制度，例外如希腊，但几乎不算，因为没有奴隶、女性的选举权什么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分析民主制度起源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是什么，我之所以强调社会经济条件，包括文化条件，因为我觉得当我们从一个理性人的角度来分析人们的行为时，要意识到所谓的理性，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里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对中国来说什么是政治的成功？施密特说，政治是区分你我。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政治就是寻找公共生活的可能性。如果这个国家是无政府状态、失控的状态，兵荒马乱的状态，公共生活是没有的。所以我理解的成功政治，就是使好的公共生活得以可能。民主是不是成功政治的条件？在我个人看来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充分条件。必要是因为民主体制里所含有的自治观念，在我看来是涉及人的尊严，是一种道义要求。不包含自治观念的制度，我从道义上是不认同的。但民主制度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民主不够完美，可能是因为民众本身也有问题，刚才我谈到政治冷漠，有时候可能不是政治冷漠，而是狭隘，比如以族群忠诚而不是执政绩效来判断、选举政治家——“我就是要选我们姓刘的，管你贪污不贪污”。这种时候，民主就很难保证善治。
我没有把所有问题推给民众。有人讲民众可能没有干净的水喝，没有好的医疗条件，怎么能关心政治？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没有好的生活、好的福利才应该关心政治，这是解决生活中很多问题的起点。当然政治未必能保证你的生活一定变好。比如一个很笨的人不会因为民主变得聪明，或者不会唱歌跳舞的人，也不会因为民主而变得能歌善舞。个人的完善需要个人的努力，但个人努力需要环境条件，要有发挥你潜力的自由环境，才能发挥出这种潜力来。所以生活改善是两步走：首先是公共生活的建设，其次是个人的完善。
面对民众常常表现出来的理性不足，我觉得只能寄希望公民理性程度的提高，而这种理性程度的提高可能只能寄希望于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讨论。
(本文由本刊根据5月17日《独裁者手册》读书讨论会对谈记录整理)
刘瑜(清华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