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志平：一般认为，恐怖主义由来已久，许多学者称恐怖主义源于terreur，将其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的“红色恐怖”，甚至从诸如暗杀之类“恐怖现象”追溯到古罗马的凯撒遇刺。但我始终认为：恐怖主义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产物，是当代国际社会的公害。恐怖主义（terrorism）除了与法文词根（terror）上的联系，实在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大规模恐怖活动大体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受到1970年代以来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运动和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民族分裂运动的极大推动，出现了从中东到中亚的极端势力、分裂势力与恐怖势力契合。从这一点看，并不存在单纯的恐怖主义，与它伴随的不是宗教极端，就是民族分裂，或者是三者合一的暴恐势力。直言之，当代横行的恐怖主义归根到底源于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
如今在境内外兴风作浪的中亚及附近地区的恐怖主义，源起于苏联解体前后。1980年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方的诸多“圣战者”组织，应是这一地区的首批恐怖组织。苏联解体后，先是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尔后是“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和车臣分裂势力以及藏身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等为非作歹，形成阿富汗、费尔干纳、克什米尔等多座“火药桶”，彼此遥相呼应。“圣战者”、“伊斯兰复兴党”和“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可以说是宗教极端和恐怖组织；而车臣非法武装则是由民族分裂走向极端和恐怖。
我在2000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三股势力”在新疆周边地区形成恐怖的“双月带”：车臣—中亚—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两条月牙形的焦点在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割的费尔干纳谷地。这种严峻态势至今仍在发展，对当前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也对与之毗邻的新疆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要高度警惕的是，破坏新疆稳定的“三种势力”已经与国际恐怖势力融为一体。“东突”是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旗帜和目标的分裂主义。它源起于1930年代，在国外势力的推动下一度相当猖獗，1933年和1944年曾分别在喀什和伊犁建立过所谓的“东突国”。新中国成立后，“东突”头目伊敏、艾沙等亡命土耳其，失去中外势力的依托，“东突”分裂势力走向没落，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随着极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性民族分离运动的影响，“东突”势力死灰复燃，并愈燃愈烈。1990年4月，“东突”势力制造了攻打我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乡政府的暴恐案件。“巴仁乡事件”标志着“东突”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化和恐怖主义化，也就是和“东突”势力与车臣分裂势力一样成为分裂、极端和恐怖三位一体的邪恶势力。它的复活受到境外中亚地区“三股势力”鼓动，同时也得到西方敌对势力支持，并实际上成为西方敌对势力阴谋分裂中国的别动队。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标志着“东突”开始新的一轮猖狂进攻。当年，车臣分裂势力的恶性发展就曾将暴恐活动引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俄罗斯腹地。去年“10·28”天安门金水桥案件和今年昆明“3·1”案件，都显示“东突”势力正步车臣分裂势力后尘，且气焰十分嚣张。必须打掉“东突”恐怖主义的嚣张气焰——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代表新疆各族人民发出的坚定心声。正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的宣言：“东突”势力的逻辑只能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暴恐分子 个体特征值得研究
世界上发生的暴恐事件具有很强的个体特征，他们大多是心理不成熟、认知方式偏执、受教育程度低却又精通网络的中青年男性，且大多出生于宗教极端主义氛围较为浓厚的家庭，但近年来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暴恐团伙中出现了女性的身影，个别暴恐分子可能还受过精英教育。屡屡在我境内制造暴恐事件的“东突”恐怖势力的个体特征，与当代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基本特征非常相似。为什么恐怖分子会具有这些个体特征，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潘志平：有人说，恐怖主义是由贫困、社会不公之类的社会问题引发的。但我以为，贫困、社会不公只能是滋生暴恐活动的温床，而并非是根源。当今，中东地区暴恐频发，但中东地区并非当今世界最贫困的地区，与之相比，还有更加社会不公的地区，但那些地区并没有中东那样的恐怖主义问题。事实上，基地恐怖组织的头目本·拉丹本人就是亿万富翁，他并不缺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