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这么多年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国家也面临着诸如收入差距过大、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您觉得该如何通过市场途径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迟福林：我们现在谈市场决定，首要任务就是把不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转移出去，把不该拥有的市场权力交还给市场和社会。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从资源配置和一般的商品定价过渡到要素市场的建立；第二是要实现服务业市场的开放。
现行的垄断是多方面的，现在破除服务业方面的行政垄断更为重要。那么服务业市场向谁开放？向外资开放当然重要，不过核心问题还是向社会资本开放。
这里关键是思想解放。比如，为什么现在社会资本办医院就是企业，你拿着政府的钱办医院就是事业呢？解决问题不是单纯市场进入的问题，而是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
以长远目光解决短期问题
南方日报：今年一季度数据表明经济增速放缓，中央为此出台了五项微刺激政策，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迟福林：我国的发展转型其实很像开车转弯，开车太快，不行；车太慢，可能也有问题。
所以在历史转型的过程中，一要注意速度，二要注意方向。拐弯的目的不在于拐弯，而是找到拐弯之后所明确的道路：我们要的是中长期的发展。那么我们就一定要以中长期的眼光来解决短期问题，第一，短期要稳，不能滑下去，滑下去再想上来就难了；第二，在稳的同时主要目的是解决中长期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只能采用微刺激。
南方日报：那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城镇化改革？
迟福林：城镇化改革应当以市场为平台，城镇化有巨大的市场空间。目前，我们的人口城镇化率是35%，规模城镇化率是53%。
中央规划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我认为至少应该达到现在规模城镇化53%的水平。比如广东有2700多万农民工，我们要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逐步融入到城市发展中来。
除此之外，我们应该注重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为什么大城市拥挤不堪，小城市却缺乏吸引力？这就是政府配置公共资源行为的结果。
欧洲很多仅几万人的小城市都有一个大学，说明它公共资源配置很好。所以有很多企业的总部不设在大城市，反而在中小城市。
南方日报：您曾提到“让农民带着土地进城”，这或许也是解决城镇化难题的另一种思路，您觉得在现有产权制度之下，这种做法行得通吗？
迟福林：为什么会行不通呢？去年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农民的财产权主要来自哪里？其实主要就是土地的财产权。15年前国家就提出来要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划为“物权”很重要。第一，农民的土地可以抵押、转让；第二，农民的宅基地房可以拿到产权证，实现流转；第三，解放了农村的经营性用地。这三件事都意味着给农民带来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