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精力抓好宏观调控的大事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政府职能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
郑新立：与其忙于行政审批，不如抓好宏观调控。中国的经济在飞速发展中，而国际国内环境也瞬息万变，这都需要政府从大局上把控和调整正确的方向。这是市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理应由政府来做。
要从实际出发，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不断地改善宏观调控，而不要仅仅从抽象的理论概念出发，更不要照搬西方的一些模式。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也有我们自身的一些特点。
比如2011年下半年的经济明显放缓，以至以后连续7个季度的增长下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开始是因为那段时间国内出现了通货膨胀，但并不严重。至于通货膨胀的原因，我分析认为主要是食品价格和房价引起的，前者在涨价因素中占了70%，后者则占20%，加起来就占了90%。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价格上涨时应采取增加供给的办法，而不是一味从收紧银根上解决问题。那段时期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导致整个货币的近四分之一都被困住了，不让银行去贷款。这是不合算的，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工业生产放缓、企业利润大幅度减少，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直到去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开会做出了正确决策，才提出把稳增长提到宏观调控中更加突出的地位。
实际上，政府工作人员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调查研究上，这样才能找到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采取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发展这么快，光是坐在屋子里看看书，照搬书本上的理论来指导经济工作，那往往会南辕北辙。要集中精力抓一些宏观调控的大事。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宏观调控的“大事”具体指哪些呢？
郑新立：主要是做一些企业和市场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十七大提出了扩大消费、发展第三产业、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等主张，但是5年过去了，中国的投资率是不断上升，居民消费率却不断下降，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更为恶化。
收入分配调整是扩大居民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的一个关键，但这些年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拉大，高收入者的钱不知如何花，中低收入者想买东西却没钱。住房和汽车这两大消费热点本应是未来二十年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是如今受困于体制政策原因，这两大消费热点的热度都有所下降了。目前有些人对住房的投资、消费各个环节及保障房管理没理顺却简单地采取了限购政策一直有质疑甚至强烈反对；汽车既限购，大气环境、交通环境的制约也不利于其发展。公共政策的研究是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而不是临时采取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
再举一个例子，要发展第三产业，必须解决其税负过重的问题。而“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却迟迟不推进。十七大到十八大过了5年了，直到2012年才开始在10个城市试点，动作慢了。事实证明税改的效果很好，但毕竟失去了5年时间，相当可惜。
所以说政府职能应抓大放小，不要陷入行政审批中而忽略了大事。很多问题都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大的问题，我们研究得不够，落实得也不够有力。政府应沿着简政放权、搞活微观经济，更大程度、更广泛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方向去努力。这样我们政府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到点子上去。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2009年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是个典型的例子，你如何看待这一政策的得失？
郑新立：许多人批评四万亿政策，认为它造成了许多的负面作用，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判。
实际上四万亿的投资计划是非常及时有效的。如果没有四万亿，我们2009年、20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大幅下降，然后会引发出许多社会矛盾。可以说，这个四万亿挽救了我们当时的经济，使我们在出口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稳定增长，政府做得非常好。
但是到后期，出现了一些通货膨胀的势头之后，一些声音利用这个来“吓唬”政府收紧银根，错误引导了政府的决策。实际上，我们银根的松动稍微晚了点，如果再稍微提前半年，不是在去年的年中，而是在去年的年初就开始适度的、灵活地放松，可能会减少经济下滑的时间。
后来中国经济从2012年的第四季度才开始实现止跌回升。如果增速跌到7%以下，好多社会问题可能会出现，比如就业矛盾、三角债问题等等。如果到那时再来重新启动经济就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