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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阻力:利益集团干扰、制度惯性等 (3)

韦伯认为,拿古代中国来说,中国以三种宗教为主。

第一种宗教,外来的宗教,就是佛教。佛教在观念上教导人:这一辈子做好事,下一辈子就会过好生活;这一辈子做坏事,下辈子变猪、变狗、变羊、变马。所以人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虚无缥渺的来世。这当然很不现实,讲究轮回不能使经济发展。

中国的第二种宗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就是道教。道教分上下两支,上支的道教追求享乐主义,比如王公贵族追求长生不老,炼丹等等,追求享乐。下支的讲究平均主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就是道教徒的起义。五斗米道,出五斗米你就入道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这是平均主义思想,所以这也不能使经济进一步发展。

第三种宗教,其实并不是宗教,而是我们所说的儒家思想。有时我们也称儒教。儒教就是要忠君,要做一个清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这样一种思想也不能使经济进一步发展。

韦伯认为,荷兰和英国之所以能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当时实现了宗教革命,基督教分成新教和旧教,旧教就是天主教,新教有新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新教的伦理是这样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人怎么赎自己的罪呢?勤奋工作、积累财富、创造事业,因为是以上帝的名义在创造事业,事业做得越大,在上帝面前完成的任务就越好。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出现了韦伯热。韦伯已经去世多年了,为什么会掀起韦伯热?西方国家从韦伯的书里得到了启发,那就是必须要有一种创业精神。尤其是德国,战败了,德国人认为,如果没有创业精神,就不可能再起来了,所以就拼命地干,韦伯讲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一阵子也出现了韦伯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必须有一种动力,一种竞争力。没有信念,没有精神,是不行的。信念需要精神力量。中国曾经落后那么多年,现在时机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就应该贯穿这种精神,没有信念,没有信心,中国经济不可能起飞。

  第四个问题,最大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

我们谈过很多红利,比如有资源红利。旧的资源红利消失了,科学进步导致不断出现新的资源红利。旧的人口红利也会慢慢消失,因为廉价劳动力时代过去了,这个时候就要加强教育,培养新的人口红利。发展方式的红利很重要,发展方式的改变就产生了新的红利。但是所有这些红利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论资源红利,他们可以有新的;论人口红利;他们也可以有新的;论发展方式的转变,他们同样可以有新的,他们的发展也可能走在中国前面。但社会制度的和谐红利,他们不可能有,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会产生这个红利。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和发展方式红利,更应当创造社会和谐红利。而社会和谐红利要依靠信用体系建设,要使人成为有道德、有信念、有信仰的个体,这样,社会就有动力了。社会和谐红利要靠我们去创造。

有人问我,怎么来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跟人的素质就有关系,假如人都是讲信用的、有信念的,这就能够建成,否则就建不成。

混合经济所有制在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要真正实行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混合所有制,这样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员工持股制。员工持股制实际上在探索一条路,能不能走向社会和谐。因为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富、利润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创造的,既然是共同创造的,为什么利润被物质资本的投入者占有,而人力资本投入者却没有?最重要的是实现产权激励制度,让那些发明者、管理者,一切作出贡献的人,都能够在自己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得到一部分的股权。

比尔?盖茨、乔布斯不是他们个人多么聪明,而是公司培养了一支研究团队。正是研究团队充分发挥作用,公司才不断发展。他们用什么力量调动这个团队呢?靠的就是产权激励制度。这就告诉我们,在进一步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要不断试点,不断总结经验,最后实现社会和谐红利,这是我们最大的红利。(选自厉以宁在4月10日第五届紫光阁论坛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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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焦杨]
标签: 改革阻力   利益集团   制度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