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科学前沿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极大的名利诱惑
这种不确定性使得造假和失误的界限变得模糊，也让造假者心存侥幸：即使被揭穿也可以用失误来辩护。
丹尼尔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学术不端行为的动机一部分是一时软弱，比如不想令雇主失望，或者竞争压力。少数人则因为极度的自恋、渴望快速成名而不考虑、甚至不在乎后果。”
根据他统计的数据，约2%的科学家承认他们曾杜撰、伪造或是修改数据以润色结果，高达34%的人承认其他不端行为，包括用直觉分析结果而忽视实际情况。
作为科学前沿的干细胞研究尤其如此。按照范纳利一份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问卷调查，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篡改和编造数据的比例特别高。
小保方晴子一度被视作日本“民族的骄傲”。媒体曾不惜篇幅地对她的成长经历进行过报道，从年少时的好奇心到从事科研之后的坚韧和耐心，“无不显示了一名科学家所具备的修养”。
这位被赞为“日本居里夫人”的科学家所在的理化研究所获得了日本政府的高额经费，资金投入之多，使得“如何花完预算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以至于研究所不时要进行一下内部装修，购买一些意大利进口家具。
如今，她又被称为“女版黄禹锡”，后者曾因捏造实验结果和买卖人体细胞而成为造假的代名词。但想当年韩国媒体将他冠为“大韩民国诺贝尔奖的希望”和“民族英雄”， 政府不仅向其研究小组提供数百亿韩元资金用于研究，更授予其“韩国最高科学家”荣誉，并为其提供保镖服务。
韩国《中央日报》在黄禹锡事件发生后发文反思：“黄禹锡事件的滑稽，把韩国社会的种种阴暗面暴露在世人面前；这其中有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有成果至上主义，有对科学带来经济附加值的盲目期待，有媒体轻率的煽情主义，有政界的利用与过度期待。”
如今，学术期刊对待干细胞研究也更为谨慎。同济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孙立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为避免数据造假，中心现在对学生的论文都严格要求保留初始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