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担还是红利
如果实现一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10万元，到2020年实现一亿人的目标，那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过，支付成本的同时也意味着收益。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出席这次论坛时表示，在测算农民工市民化要花多少钱的同时，也要看到能够带来多少收益，以及更长远的利益是什么。
蔡昉说：“根据测算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如果全世界劳动力障碍可以打破，产生的收益将是全世界GDP的122%。”这意味着，在实现一个亿的目标时，需要认真算账。在蔡昉看来，算账的目的是测算清楚真实的收益和真实的成本，如此才相信改革可以带来红利，改革才不会被人反对。
蔡昉说，2010年之后，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今年也面临招工难题，2015年之后劳动力会一直减下去，这意味着中国正在丧失人口红利，相应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过去2年不再是2位数的增长，不是因为外部需求冲击造成的，而是因为人口红利缺失造成的。
如何增加劳动力供给？他认为，延缓退休不是可行的办法，因为濒临退休的人不一定能学到新的技能，很大部分还得来自农民工，这就意味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迎来机遇。
问题是，如何分担其中成本？蔡昉说，改革有收益，也有损失，但只要总收益大于损失，就能用获得的净收益补充改革中的损耗。这用官方的话说，就是要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进行分担。蔡昉建议，当前讲到的成本分担主要是企业、居民、政府之间分担，更重要的应是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分担。
听完蔡昉的发言后，出席论坛的成都市市长葛红林表示了不同意见。在他看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应该成为一个分担问题。葛红林说，进城农民工是财富创造者，不应被视为成本和包袱，沿海城市应将农业转移人口视为新型城镇化的二次红利。
葛红林认为，凡是能够进城并能站稳脚跟的农业转移人口，实际上通过工作贡献了劳动力剩余价值、缴纳社保和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城市财富的创造者。总体上讲，他们的转移成本通过劳动其实已经解决。
推进“单位人”、“土地人”变为“社会人”，是这几年成都大刀阔斧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主要思路。葛红林透露，成都坚持将产权明晰作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首要工作，特别是在2010年建立了户口在居住地登记、随居民流动自由迁徙的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农民进城不以牺牲宅基地、承包地等财产权为代价，可以带产权进城，改变了“土地换社保、土地换户口”等传统做法，保障了城乡居民在户籍所在地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葛红林介绍，成都经过四年实践，并未出现一些人担心的农民蜂拥进入中心城区的现象，这是因为现在成都农民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没有太大的公共服务差距，长期附着在城乡户籍差异上的权利不平等已经有效破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