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标准”
问：上世纪80年代你在柏林高等音乐学校学习，刚到德国时，西方音乐文化对你有哪些冲击与启迪？
答：音乐专业方面，德国教育延续了我在中国学习的知识。在德国的日子，我最大的收获是——对任何事情都要有标准。建立标准很重要，所有工作的职业化，都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在我们的行业里，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千万不可以给自己找解释的理由。我常常遇到有人说，“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但是因为……”所以这些不好的事情就应该容忍？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没有标准。你这么做，行，他这么做，也行。谁也不愿意说，到底什么是对的、好的，讲究一团和气。当年遇到这种事，我嗓门会很大，现在年纪大了，嗓门越来越小。嗓门大，不解决问题，得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好的艺术家嗓门大，好的管理者嗓门小，他们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我非常幸运遇到一批批极有抱负的工作伙伴。人靠团队工作，才能完成目标。所有和我工作的团队，我都非常感激，他们才是真正实现标准的人，给每个城市带来不可磨灭的行业纪念碑式的贡献。
问：你走遍世界音乐大国，觉得中国音乐与海外沟通，最缺失的是什么？
答：缺作品。有思想、能代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作品，不多。创作者不能太功利，一功利，主要任务就是赚钱去了。
今天的时代，不是东西文化差别、中国和外国的差别，而是各种文化互相阐述、比较影响力的时候。影响力，不在于东方、西方，中国、外国的区别，只看谁更有质量、更有前瞻性。因此，文化引领变得很重要，像现代音乐、现代创意、现代委约作品，我们和西方同行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谁更具备引领的理念，谁更有影响力。我们把中国有创意的理念和精髓带到世界、影响世界，需要更有创意性的作品，然后才有能体现文化价值观的演出。
问：有一种说法，在西方古典音乐正在没落，在中国蓬勃发展，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答：在西方只有老年人听古典音乐，这种论点有些偏激。中国人多、基数大，年轻人看起来多。同样是30%年轻人听古典音乐，外国十个人只有三个年轻人，中国一百个人有三十个年轻人，因此不能一概而论。我不喜欢夸张的表述，比如“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古典音乐就像所有文化一样，属于全人类。它发源于西方，今天在中国受到欢迎，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包容和理解。在中国，各种文化平台更大而已。
问：你在上海、北京、广州分别执掌不同的乐团，如何看待三地音乐文化的差异？
答：北京对艺术作品包容度大，北京音乐节大型作品、大型演出很多，从首演歌剧可见一斑，《指环》四联剧中国首演在北京。北京国际音乐节委约歌剧《白蛇传》拿到普利策音乐大奖。上海精准度高，做事精准精细，夏季音乐节曲目多元，跨界轻松，让市民有参与感。广州聚集了武汉、四川、沈阳各地音乐学院毕业生，年轻人彼此学习、彼此欣赏，新作品接受度非常大。
问：你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它对你个人有否影响？
答：我对民族音乐一直很关注，郭文景、叶小纲、陈其钢都创作过很好的民乐作品。上交音乐厅开幕，我们委约陈其钢写新作品。去年上交音乐季委约作品《度》就是大提琴和笙合作。比如马友友，就很具代表性，马友友和中国的笙，双重协奏曲，讲述丝绸之路的地域风情和人文风情，2015年纽约爱乐要演这个作品是上交委约而不是纽约爱乐委约的，传递到纽约林肯中心。不仅仅为古典音乐观众演出，更多是传递文化信息和文化理念，文化信息的相互交换。文化误解误导来自于文化的不相通，别说外国人和中国人，北京和上海人沟通也可能有问题。我们贯彻一个理念，我们要利用交响乐平台，把中华文化理念带给全世界，不仅仅是外国形式西方形式的传播方式。用全世界能听懂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作用远远大过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在多元化世界里，确定自己的目标，什么样的理念，必须符合更能体现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诉求。
至于我个人，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来自家庭，父母、爷爷、奶奶讲的传统文化，远远多过在学校学习所得。坦率讲，现在学校教的电脑、数学、物理，都来自国际教育通用模式。我自己对古代诗词的认识来自家庭。我小时候上学有毛笔课、珠算课、文言文课。前一阵我每天写小楷，真的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