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魂、中体、西用”论与党的文化方针高度契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讲“五四”以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时，认为以张岱年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与我们党一贯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是高度一致的，现在您对这种文化观作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新概括，这种新概括是否能更贴切地反映党的文化立场和方针呢？
方克立：我当然希望能是这样。比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来处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问题。他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界定为“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同时十分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批判地清理和继承古代文化“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并且主张“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也就是为我所用。我以为这些论述都充分体现了“马魂、中体、西用”的精神。又如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既阐明了这种文化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又高屋建瓴地回答了古今中西问题，“立足本国”就是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基本内容之一，在分别为“灵魂、主题、精髓、基础”的完整理论体系中居于“灵魂”的地位。也就是说，它是“魂中之魂”。文件中也有“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论述，在讲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时，强调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在这个重要文件中，实际上“马魂”、“中体”、“西用”都讲到了，马、中、西分别处于“灵魂”、“主体”和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的地位。
习近平同志近年来关于文化问题的一系列讲话所传达的信息非常重要。他在强调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号召全党学好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同时，对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根源性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能够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条件。他最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是不同文明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互相鉴取、互相包容的典范，表现了海纳百川的开放文化心态。这些论述，我认为是对“马魂、中体、西用”最好的诠释。
“马魂、中体、西用”可能建立主导的学术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指出，由于“马魂、中体、西用”论能够科学理性地整合中、西、马三大学术资源，它在客观上也为当代中国学界建立了一种新的乃至主导性的学术范式。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和期待？
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论提出后，逐渐得到一些学者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逐渐得到彰显。它已经不是我个人的学术思想，许多学者都为其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开创学术研究新范式就是一个青年学者引申出来的新话题。我曾经说过，“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不仅是“五四”后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一条现实道路，也是这个时期一些成就卓著的学者所走过的学术道路，他们研究的领域和问题可能千差万别，但基本的学术路数都是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面向世界的学术眼光结合起来，所以学问做得大气而又充满理论自信和民族自信。我曾经提到过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名字，也提到过我老师辈的张岱年、冯契、任继愈等先生的名字，还提到过比我略长的陈先达、罗国杰、方立天等同辈学者的名字，他们走的都是一条“马魂、中体、西用”的学术道路。这条道路将被一代一代学术传承者走得越来越宽广，并且有可能建立起一种主导的学术范式。“马魂”作为一种学术立场、精神指导原则和基本方法贯穿于整个学术研究过程中；“中体”更多地指向研究主体，即以中国问题为研究中心和主题，以中国文化为主要学术资源，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西用”则是指学习借鉴国外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为我所用。这种学术范式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等学术范式都有显著区别，它更好地体现了时代先进性与民族主体性、历史继承性与综合创造性的统一。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认同和自觉践行“马魂、中体、西用”的学术范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