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不仅是“五四”后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一条现实道路，也是这个时期一些成就卓著的学者所走过的学术道路，他们研究的领域和问题可能千差万别，但基本的学术路数都是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面向世界的学术眼光结合起来，所以学问做得大气而又充满理论自信和民族自信。
方克立，1938年6月生，湖南省湘潭县人。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曾任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方克立文集》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方克立先生开创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为了对现代新儒学进行准确定位，方先生又提出了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认为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至“五四”时期已被分别倚重中、西、马三种思想文化资源的现代新儒家、自由主义西化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派“三足鼎立”的格局所取代，这种“三分”的思想格局至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他本人则倾心于张申府、张岱年先生倡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并把这种文化观与我们党一贯主张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结合起来。2006年，他明确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把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近日，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先生，听他讲述了自己的思想历程。
从“综合创新”到“马魂、中体、西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方先生，您的《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一书出版后，我们注意到有几篇书评都聚焦于“马魂、中体、西用”论，有的着重讲它是“五四”以来的正确文化发展道路选择，有的认为它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范式。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这种文化理论的？
方克立：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始终是国人最为关心和焦虑的问题，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担当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他们提出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等各种匡时救国的方案，相互之间展开了多次思想文化论战。“五四”以后除了原来的中西体用之争外，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选择又多了一种可能性，即以当代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引领，充分发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固有优势，以之为基础、为本源，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思想文化为我所用，创造出一种“坐集千古之智”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可能性。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人都看到了这是中国社会和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一条“正道”，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上世纪30年代，最先以“孔子、罗素、列宁，三流合一”、“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思想形式将这条文化发展道路揭示出来的是张申府、张岱年兄弟。他们用来“合一”的方法是“相反而一体，矛盾的谐和”的唯物辩证法，也就是“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半个世纪后，张岱年又把它发展成为系统、完整、成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这是在当今中国得到最广泛认同的一种文化理论。我在进行现代新儒学研究时就十分注意三大思潮是怎样处理中、西、马关系问题的，不接受“全盘西化”或者“全盘中（儒）化”的观点，也不赞成折中主义的“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而是十分认同二张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1990年我曾将这种文化观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后来觉得这种表述没有阐明中、西、马三“学”在文化综合创新中分别处于什么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在2006年又做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概括。很明显，这种新概括是对二张先生“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不过是在前人已有睿识的基础上，力图把这条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本质揭示得更清楚一点而已。
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选择关系着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确实是头等大事，提出任何一种见解都必须慎之又慎，对国家、民族、人民负责任。近代以来，“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这些口号影响都很大，实际上就是打出了一面面文化旗帜，力图影响甚至决定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方向与道路。从这个意义来说，二张先生倡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就是我们的文化旗帜，“马魂、中体、西用”就是我们的文化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