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梅新育（本人提供）
发展是主题，发展不够是问题，如何协调？警惕举债风险，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如何把握二者关系？谈论一些问题，只谈其一，不及其他；只强调一方面的重要性，忽视另一方面的重要性。针对这些问题，近日，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实际上，即使在满怀赶超中国热情的印度、巴西等国中，乃至美国、欧洲等国精英们中，认识到并正视储蓄、投资重要性的都不乏其人。
■考虑到本世纪初之前，中西部一些地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的历史欠账很多，它们必须下大功夫偿还历史欠账，产业转移和内陆地区竞争的压力更使得这一工作等不得、耗不起。
为投资正名
记者：近年来，“中国投资和出口过高、消费过低”的说法很普遍，对此您怎么看？
梅新育：我认为应该为投资正名。事实上，储蓄和投资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始终占有中心地位。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工业化不是建立在持续的旺盛的投资基础之上。
人们现在讲“中国奇迹”，怎么来的？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强大的投资动员能力之上。1978-2012年间，中国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在31.9%（1982年）——48.3%（2011年）之间。从2003年起，资本形成率连续10年保持在40%以上。新世纪的头十年，40%以上的投资形成率发生在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市场急剧扩张的背景之下，因此有助于我们抓住机遇实现飞跃。现在超过40%的投资率是否恰当，相关问题要重视，但这并不等于过去、未来任何时候都不恰当。我们要努力减少投资中的浪费，提高投资效益，但不能与削弱投资的歧途混为一谈。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重要，但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沦为自废武功。近10年来，国际上对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的抨击以及对印度等国高消费率的赞誉，很大一部分不过是“忽悠”。实际上，即使在满怀赶超中国热情的印度、巴西等国中，乃至美国、欧洲等国精英们中，认识到并正视储蓄、投资重要性的都不乏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