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治乱中寻求中国治道
求知：在中国的“顶层设计”问题上，大量学者是从“民主”等既定价值出发，通过道德论证开路，以理想主义者自我标榜。你走了一条历史经验论证的路径，原因何在？
吴稼祥：其实，我这本书对“多中心治理”的所谓“顶层设计”，不只是历史经验论证一条路径，有三条路径，第一条是“数理论证”，提出了“权力-自由曲线”，论证了非多中心结构，不能缓解超大规模国家的“霸权铁律”；第二条是“易理论证”，论证了“多中心矩阵模式”优于“单中心模型”，在矩阵模型里，规模扩大不会导致中央集权；第三条是“事理论证”，也就是“历史经验论证”，结论是，只有制度化分权，才有良性政治竞争，或者说“良治”。所有这些论证，暗含着对民主（良治）的论证，你们能这样提出问题，表明你们思维的深度不同寻常。从“天赋人权”的虚构前提出发，论证自由民主，在西方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事后论证”，比如英国，有了君主立宪框架，才有洛克的契约论思想，也才有法国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这样的论证容易完美，但不太实用。中国没有这样的前提，是“事先论证”，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这是一种发生学论证，或功能主义论证。我能这样做，得益于我首先是个经济学家，看重变量关系。
求知：你在《公天下》一书中说，中国古代最有活力的时期，是西周及春秋、汉初文景之世、唐贞观开元之际以及清康乾时期，而宋以来中国已进入螺旋式沉论阶段了。具体怎么理解？
吴稼祥：加上民初十年，就是中国史家取得最低共识的五大“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是有个好皇帝，或明君，第二，社会稳定，且充满活力，生活富足，思想活跃，文化繁荣。所有这些，只有在制度化分权，或多中心治理，且没有导致分裂动乱时，才有可能。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之所以不仅少，而且短暂，就是因为稳定的制度化分权这个条件，在非民主制下很难获得。宋元明三朝，基本上没有制度化分权，中央集权愈益严重，所以在五大“稳定悖论”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现在有人讴歌宋朝小朝廷，说宋朝文化如何如何，这是小脚爱好者。女人的小脚无论怎样完美，也不是自然美。宋朝最大的时候，也不是中国传统“天下”版图上最大的国家，南宋更是偏安一隅，政治之腐败、懦弱与无能，令人发指。文化之所以还可以，得益于当时的列国纷争，文人有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的“自由”。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家思想家和践行者之一丘处机，对于南宋来说，就是个爱国“华侨”。
求知：你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的中国治道叫做“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请你解释一下。
吴稼祥：多中心治理好理解，中国自己的版本，最古老，最原汁原味的，就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周天王和各诸侯国；当代版本，最历史悠久的是瑞士，1291年开始实行联邦制，最“众所周知”的版本是美国，1787年实行联邦制；最贴近我们的，就是大陆-香港-澳门“一国两制”。多中心治理，并非列国并存，而是在一个主权国家中央管辖下，地方自治。孙中山与毛泽东早期都主张这种国家体制，二十年代初中国兴起的“联省自治”运动，也是想在中国实行多中心治理。历史经验表明，就单个政权而言，多中心治理是生存能力最强的国家体制。两周生存了800年，两汉也只有400多年，唐不到300年，两宋320年，其他更短命。瑞士像中国春秋时期的莒国，夹缝里求生存，保持中立，居然免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主要原因，就是瑞士主权不在任何君主手里，无权出卖国家、百姓以求自我生存。不仅如此，瑞士也幸免于多次欧洲金融危机，从没有听说瑞士有欧债危机，只听说它的竞争力一直在世界排行榜前10位。这主要是因为多中心治理带来的巨大活力。当然，新教伦理，也有作用。不过，多中心治理有古典形式于现代形式之分。古典形式，是君主联邦，权力自上而下“分封”；现代形式是民主联邦，权力自下而上授权。双主体，是指公民个人和地方实体，地方实体在法律上是法人。中央联邦政府及其首脑的权力，不仅来源于全体公民授权，也来源于地方法人授权，就是双主体法权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