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我的中学底子不足，史华慈老师介绍我到耶鲁大学向余英时教授求教。在留学期间，往返于两所名校，精神乐不可支。余英时老师以身作则，教导从何入手，方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康庄大道。他把我从“概念取向”的迷途，导正到正确的研究轨道。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清初的陆王学派：李穆堂”便是他给予的。当余先生建议从李绂着手，我甚至连李绂是谁都不知晓？李绂在有清的儒学发展，本来就罕人闻问，除了太老师──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专章处理，梁启超也只有点到为止。因此，令我无所傍依，只能中规中矩，读完李绂不算少的全集，从中慢慢得出一些看法，算是顾炎武所谓的“采铜于山”吧！
在治中国史方面，余老师为我立下一个学习的典范。他不止是位“经师”，同时也是位“人师”。他高风亮节、有为有守的人品，令人由衷地佩服。作为经师，他来者不拒，提携后进无数。本身问学始终如一，不只中学根柢深厚，西学也运用得收放自如；他选题尤为别出心裁，一有创获，深入浅出，广为士林所传颂，其影响至有逾于专业的藩篱，而为学界所宗。
在哈佛挂单六年，毕了业为何去何从，着实有不少的挂虑。若留在美国，以我半生不熟的表现，顶多只能谋个小学校任教，讨个生活而已。因此不如归去，而幸运地在故乡学长的帮忙，竟然有四五个去处可以接纳我，令人喜出望外。最终，我选择了史语所，如今看来，这是一个正确不过的抉择了。
当时甚至有友朋邀约至社会科学的单位服务，鼓励我专攻社会理论或西洋史学，但我内心除了史语所，并不作他想。因为史语所根柢深厚，久享汉学界的盛名，加上伊悠久的实学传统恰可以弥补我为学的弱点。记得头回讲论会报告，便被资深研究同仁质疑史料的版本问题。师友之间的问难更是常事。偶有疑惑，立有诸多方家可以随时执经请益。诸如总总，令我受益匪浅。日后，印证我先前的想法并不差。
其中有个插曲：当时我的所学与史语所“史料学派”的学风，确有落差，连两位受业老师都不看好我会被接纳。最后，感谢幸运之神及诸多学长的眷顾，竟能梦想成真，成为史语所的一员。这是我一生第一个职业，也是最后的一个职业。
在所，如老僧入定，经常孤灯守长夜，但能摒除俗世的烦扰，尚友古人，竟也乐在其中。时光蹉跎，年事既长，不觉之中，由史语所的学徒，至忝列为该机构的负责人，不禁有稍许的感触想一吐为快。我时将史语所喻为少林寺，于其内武艺精进、修持最高的僧人，往往并非方丈或掌门人，而是躲在藏经楼里的扫地僧或深藏不露的苦行僧，他们耐得住寂寞，最能体会“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道理了。置身于讲求“效用”的华人社会里，能够坚持一生唯一念，以学术作为终身的志业，委实非为易事。
总之，我所经历的这三个学术单位具有共同的风气：自由、多元、容忍；对雄心大志的初学者，无疑是最佳的礼物。史语所极适合经营长时段的学问，经久的锤炼最能孕育，虽非举世无双、但绝对是别有特色的大学问。虽说史语所有此利基，但个人缘先天的限制，总有辜负之憾。年轻时，伟岸自喜，作为理论先锋，性喜高谈阔论；个性孤僻，但却为友朋所容忍。大学时或许受“存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感染，让我对学问的品味始终停留在唯美的感觉，美其言就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欠缺前辈学者对国家、对社会、对文化的使命感，所以治学究竟难登大雅之堂。套句俗语，充其量只能是“温情的小资”，而难成大器。
末了，史语所曾被喻为“学术的麦加”、“学术的净土”、“学术的圣殿”等等，这些无疑是前人所留下的金字招牌，但多为溢美之词。于研究者言，她只不过提供一处胜任愉快的场域，以趋近心目中所悬的学术憧憬。作为学术行政者，或许较易于综览知识产出的过程，而有一点较为人所疏忽的是：学术的场景，恒是研究者站在台面上，恣情地展演他们得之不易的研究成果，并享受学界的声望与掌声；但其完美无缺的演出，若无底层默默无闻的各类支援性的工作人员，无怨无悔地配合，势必难以达成。这是研究者应时时铭记于心的。
（作者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