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大求学阶段，养成一个阅读习惯或许稍值一提。由于身处苦闷的时代，年轻人心情青涩是自然之事，但总勉强自己以阅读西方经典名著，来排遣内心的郁闷。其故无他，阅读外文名著必须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因此不知不觉“苦读”了一些大小不拘的名著。
◇在哈佛有两位重要的先生，循循引导我步上研究的旅途，其影响既大且深。其一为史华慈教授，示知我如何以批判的眼光，处理中国思想的问题；更重要的，他把我从西学游骑无归，拉回到中学，他认为我原先些许的西学背景，定将有助于探讨中国文化的特色。有鉴于我的中学底子不足，史华慈老师介绍我到耶鲁大学向余英时教授求教。余英时老师以身作则，教导从何入手，方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康庄大道。他把我从“概念取向”的迷途，导正到正确的研究轨道。
◇当时我的所学与史语所“史料学派”的学风，确有落差，最后，竟能梦想成真，成为史语所的一员。这是我一生第一个职业，也是最后的一个职业。在所，如老僧入定，经常孤灯守长夜，但能摒除俗世的烦扰，尚友古人，竟也乐在其中。
“思想的芦苇”（thinking reed），明眼人一望即知，系借用西哲巴斯噶（Blaise Pascal,1623-1662）的名言。他在其名著《沉思录》（Pensées）里说道：“人像似存在中最脆弱的芦苇，但却是会思想的芦苇。”巴氏以“能思考”来彰显人无比的尊严，以对抗浩瀚而无意识的大自然。我的命题虽如是，却意不在于此，它只不过要供出：个人微不足道的知识探索，说穿了，也只能是“思想的芦苇”的一己之见，盖难脱野人献曝、敝帚自珍的俗谛。
以下，我想挪用些许的篇幅，对我的学思历程略作交待。个人知识的养成教育来自三个重要的学术机构：台湾大学（1969-1975）、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1977-198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迄今）。兹略述如下：
首先，台湾大学乃台湾首善的学府，自不待多言。1949年，傅斯年（1896-1950）临危受命出任该校校长仅一年有余，却立下自由、独立、多元的学风，影响迄于今日，而为师生所感念。台湾四边环海，位处东、西交通枢纽，极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欧风美雨的笼罩之下，1970年代的台湾，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风行。年轻学子人心惶惶，无不戮力突显个人的主体性，亟求作生命的抉择，“苦闷的象征”乃为其时精神的共相。
但有趣的是，人文研究的走向，却与存在主义的风潮背道而驰。台湾学界当时面临崭新一波西潮的洗礼，与“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 or logical empiricism）相互呼应的“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骤然跃为人文研究的主流趋势。要知“存在主义”与晚出的“逻辑实证论”原本便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但，我们的师长辈多半从美国学成归国，无不主张从“社会科学”下手，方为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
唯师命是从的我，于是便到处修习有关“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课程；甚至也到哲学系选了“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科学哲学”、“语意学”，前三门课是与林正弘老师修习，最后一门课则是与一位美国教授（PerrySmith）上的；也旁听了“文学批评”、“物理学”、“微积分”等，但都不了了之，一心只以“世界知识公民”自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