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二年级，由于上了杜维运老师的“史学方法论”，激发我对“方法论”的高度兴趣，又延伸到他系旁听了杨国枢老师的“人格心理学”和李亦园老师的“宗教人类学”的方法论。治学虽勤，但也搞得六神无主。
好高骛远的我，总是想找出一条终南捷径，俾便攀爬学问的巅峰，“方法论”无疑就满足了我天真的想法，以为有此利剑在握，即可无坚不摧、无往不利。不料有天，我与蒙元史的萧启庆教授分享此一想法，却遭当头棒喝。记得他说：“方法论只有成学的大家，才有资格谈论。”刹那间，我雄心坠地心茫然，顿萌光阴虚掷的感触！
所幸来了两场及时雨，即时挹注了失落的心灵，再次鼓动我追求知识的热情。其一，从海外返回的客座教授蔡石山先生当时开设一门“西洋史学史”，课堂所用的教本《历史思考》（Historical Thinking）交代西方史学的发展，提纲挈领、条理清晰，极适入门者，因此读来兴趣盎然。偶尔碰到一个英文辞汇：“historicism”，翻遍普通的英语字典，却无从得解。好奇心的驱使，我便着手搜集相关的资料，日后竟成硕士论文的题目。当时台湾世界史的水平并不高，鲜有人以西洋史做为论文题目，但指导教授陶晋生老师本身系宋金史的名家，却给我极大的发挥空间，让我放手一搏！由于经营既久（从大二至研二），“历史主义”的论文后来出版，评价还不恶呢！
此外，就读研究所时，复逢林毓生教授远从美国回台义务讲学。林老师授课观点新颖、热情洋溢，甚富感染力，他引介了孔恩（Thomas Kuhn,1922-1996）、博兰霓（Michael Polanyi,1891-1976）、韦伯（MaxWeber,1864-1920）、格尔兹（Clifford Geertz,1926-2006）等，令人耳目一新。课堂上座无虚席，不乏来自各校的好学之士。他精彩的授课，让我对西方的学术重镇充满了无限的憧憬。有次，我便自告奋勇地告诉林老师，拟以“比较思想史”作为未来治学的标的，但林老师告诫“比较思想史”委实不易。最后，我只好带着满腔的疑惑与不解，踏上前往西方取经的道路。
总结在台大求学的阶段，利弊参半。益处是开放多元的学风，令我早熟又不成熟，博学无所成名；其弊则是：除了念了上百篇的论文，协助杜维运老师编选了两册《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之外，国学的基本工夫几乎付之阙如，对冥冥之中将以治中国史为志业的我，无疑是项与生俱来的弱点。
在台大求学阶段，养成一个阅读习惯或许稍值一提。由于身处苦闷的时代，年轻人心情青涩是自然之事，但总勉强自己以阅读西方经典名著，来排遣内心的郁闷。其故无他，阅读外文名著必须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因此不知不觉“苦读”了一些大小不拘的名著，举其例：结构功能学派莫顿（Robert K.Merton,1910-2003）厚重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或交换学派贺蒙（George C.Homans,1910-1989）轻薄短小的《社会科学的本质》（TheNature of Social Science），纳格尔（Ernest Nagel,1901-1985）的巨著《科学的结构》（TheStructure of Science:Problems in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等，不意日后竟方便与西方学术接榫。例如：赴美第一年，初到匹兹堡大学，与许倬云老师学习社会史；在政治系“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课堂上，便权宜借用了神学大家田力克（PaulTillich,1886-1965）“终极关怀”的观念，写了关于梁启超的初稿；又在修习“古典社会理论”时，因表现超出意表，社会系有位教授竟鼓励我转到社会系。但，当时我一心向往西方学术净土的哈佛大学，便就作罢。
在哈佛的时代，西方学术波澜壮阔的场景让我大开眼界。不时沐浴在浓郁的智性氛围里，名副其实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有幸得以亲身领略西方伟大的学术传统，不啻是作为学生最大的福气。
当时我充满好奇心，宛如脱缰野马，丝毫不受控制，到处听课。虽是主修历史，但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外系的课程，尤以哲学系为最。我对《正义论》（ATheory of Justice）的劳尔思（JohnRawls,1921-2002），更是每课必与；辩才无碍的普南（Hilary W.Putnam,1926-）的课，我也是常客。德人赫里希（Dieter Henrich,1927-）所开的“黑格尔”（Hegel）课程，令我警觉到即使英美名家所述的黑氏哲学，究竟只是雾里看花，只能得其形式，难以取其精髓，何况文化差异甚大的东方人呢？如此下去，我终究还是落得“文化的消费者”而已，谈不上是个脚踏实地知识的制造者。所有一切在拙作《哈佛琐记》已略有陈述，于此不再赘笔。
总之，在哈佛有两位重要的先生，循循引导我步上研究的旅途，其影响既大且深。其一为史华慈教授（Benjamin Schwartz），他以比较思想史驰名于学界，尤以比较中西思想交涉的《严复》一书，脍炙人口。约言之，史华慈老师示知我如何以批判的眼光，处理中国思想的问题；更重要的，他把我从西学游骑无归，拉回到中学，他认为我原先些许的西学背景，定将有助于探讨中国文化的特色。若说个人的问题意识与传统的提问，略有不同，这都要归功于史华慈老师的规劝。但个人研究成果的良窳得失，则尚待学界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