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与富强相结合的统筹方法
习近平用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三个关键词表达了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其中，幸福与富强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需要坚持二者相结合、共同发展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中外研究文献早就表明，国家富强、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并不完全能同人们生活质量改善和幸福状况划等号。因此，现在不少人幸福感在下降，出现国家富强度不断提高与某些居民幸福感下降的“幸福悖论”现象。
对应“幸福指数” 的研究层次，我们构建了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指标体系。其中，微观层面的指标体系称为“个人或家庭‘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宏观层面的指标体系称为“ 社会或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
个人或家庭“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可分为13个主要领域来考察：健康、寿命、教育、资产、收入、住房、环境、安全、家和、人和、闲暇、文娱、自我实现。其中，健康、寿命、教育反映个体的素质；资产、收入反映主体的经济状况；住房、环境、安全反映主体生活区域范围内的自然环境和公共安全环境；家和、人和反映主体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程度；闲暇、文娱、自我实现主要反映主体广义文化精神需要的满足状况。
社会或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从国民寿命、国民教育、国民资产、国民产值、可支收入、分配结构、国民住房、国民就业、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社会保障、性别平等、社会和谐、国民闲暇、文娱消费等领域选取了24项指标，对社会或国民幸福进行考察。其中，既包括了平均指标，反映国民幸福某一方面的平均水平，又包括了相对指标，反映国民幸福某一方面的社会差别。
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制定了本地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说明越来越多的干部已认识到地区富强与居民幸福需要统筹协调发展，这是值得肯定和推广操作的改革发展方法和措施。
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双重方法
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两会的讲话中强调“两个更”：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了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我国的经济发展既要着眼于进一步激发改革活力，增强人民群众对于改革的参与性；也要着眼于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
确立双重调节方法并进行有效操作的意义在于，今后需要将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从而形成高效市场即“强市场”和高效政府即“强政府”的“双高”或“双强”格局。这样，既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良性调节功能，同时也能在顶层设计层面避免踏入新自由主义陷阱和经济危机风险。这根本不是某些中外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作用论者所说的中国仍在搞“半统制经济”，也不是宣扬不要国家调控的竞争性市场机制的所谓“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更不是搞各种凯恩斯主义者猛烈抨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唯市场化”改革、规避必要的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在这个问题上，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效率优先论”存在重要区别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也有着重要的区别，必须科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