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文艺复兴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考据学的根，出自清代浙东学派章学诚《校雠通义》，然其渊源，可上溯至汉代刘向、刘歆父子，自《别录》、《七略》始，目录之学，即一以贯之。
先生家学，根植于浙地，其祖来裕恂，曾与章太炎同学于晚清考据学家俞樾门下，又留学于日本，于中西之学，皆有抱负，著《中国文学史》，即以中学为“文学”，而以西学为“科学”，别开一生面，其所谓“文学史”者，融四部于一冶，实为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术史。
此《中国文学史》之缘起，正如乃祖所言，站在喜马拉雅之巅来看东西方，“东望亚洲”，看见了“四千余年之大陆国”，自十九世纪以来，便与西方战，“战以兵，战以商，战以工艺，战以政治，战以铁道航路，战以矿山工厂……”然而，战无不败，何也？乃祖曰：“学术荒落，国势所由不振也。”“学术荒落”，指的是科学，而非文学，中国之败，原因虽多，但就学术而言，还是在于“文学盛而科学衰也”。科学之光，不偏不倚，曾同时照亮东西方，“我国二千年前，科学已萌芽矣”，先秦诸子百家已各得科学之一体，然而都未能发扬光大，反被后人所弃，以至于中西科学，成一进一退、一兴一衰之趋势，何也？乃祖曰：此由“泰西之政治，随学术为变迁，而中国之学术，随政治为旋转故也。”
还有一部大作《汉文典》，也是一上来就站在地球上立论。
乃祖来子曰：“地球文字，通分三类。”一类是西方拼音文字，一类是中国形意文字，还有一类，是日本文字，“取汉字，造和文”。他注意到，“何以学他国之文，则拼联之法不难领悟，学汉文，而积累之体未易通晓”？他认为，“外国文字，有文典专书，凡一切字法、词法，部分类别，以表章之，故学者循声按谱，一览而知”，可“汉文无文典，凡文章之成也，运用之妙，悉在一心，故勤苦而难成”，故叹曰：“吾国之文，难哉，难哉。不知非难之为患，无指示其难之书之为患。”
来子留学日本，已知日人著有《汉文典》，但乏善可陈，中国亦有《马氏文通》，他也不以为然。汉文欲大行于世，须以文典与时俱进，他指出，如果西方人“舍通用之文典”，而“必以希腊奥衍之文，拉丁古雅之字”，其国民读书识字普及的程度，很可能还“不如吾国也”。所以，他要古今中外广收博取各国文典之体，“详举中国四千年来之文字”，著《汉文典》，使汉字有据，汉语有法，汉文有章，“使通国无不识字之人，无不读书之人”，于我民族存亡之际，“由此以保存国粹”。
要为人民写史
三年前，我们去看望先生，想同先生和师母焦静宜老师一起吃顿饭，先生欣然，说，硬的钢铁不吃，软的棉花不吃，其他通吃。当我们得知先生的数百万字巨制《书目答问汇补》就要问世，不由得赞叹道：先生真了不起！哪知先生眉头一皱，说，我有什么了不起？比我祖父差远了。
我们这才知道，先生还有这么一位立于“喜马拉雅之巅”的祖父。
就在他书房里，先生给我们补了他祖父一课，告别时，先生送了我们一本书，即乃祖所著《中国文学史》，读了这本书，我们才真正懂得了先生当年讲的那个热血沸腾的太史公。
先生的美，属于二十一世纪，他的确是太超前了。那时，有几人真懂先生？加上我们脑子里一堆“文革”遗留问题要清理，成了问题学生，脑子里开了战场，一日百战，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明日之我又与今日之我战，当脑子被问题的马蹄乱踏一番后，我们就用考据学来打扫战场了。
有考据学在手，思想不再跟着教条走，把伪问题找出来，一个个都清除了，将真问题留下，与师友们探讨再探讨，我们那时简直就是思想的发烧友，有时通宵达旦的发高烧，还真有点“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劲头。有幸的是，在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遇到了先生，被先生“金针度与”。
我们把《孽海自由花——赛金花“出走”以后》和另一本《儒脉斜阳——曾国藩的战场和官场》一并快递给了先生。
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把《儒脉斜阳》一口气读完了。还说历史学的书就应该这样写，要让人能一口气读下去，要多为人民写史，少为专业写史，多为人民服务，少为饭碗服务。我们知道，先生老是夸我们，并非我们真有什么成就值得他来夸奖一番，而是先生对我们有所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