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不得不面对资本逻辑与社会逻辑之间时时浮现张力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现代化具有一个先天优势
论及至此，我们已经明确了影响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因素。但是，如何引导政治权力运作理念与方式的公共性价值回归，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从西方发达国家历次治理变革的经验来看，在一个有欠公平的、利益格局已相对固化的条件下，剥离公共权力与资本间利益关联的努力，往往是一个阻碍重重的漫长过程，掌权者的自省自新未必总是能提供充分的变革纠偏动力。在这个关键的时代节点，如何能让社会发挥出对市场与国家的价值引导与参与督促作用，就显得尤为必要。
反观一些曾经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时下却彷徨于“拉美化陷阱”的后发国家的教训，我们也不难发现，“公共权力的异化→政治权威的弱化→社会结构的极化→社会发展的停滞”之间循环往复的恶性循环，往往最终成为不断吞噬经济发展成果的黑洞，在极端的情况下，精英与民众的对立甚至可能引发共同体本身的合法性危机。有鉴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为什么要把主要基于公共权力主体的“追求善治”，与主要基于社会主体的“激发社会活力”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
当然，一国治理现代化的实际路径，最终不能不受到其治理资源禀赋的影响制约。坦率地说，中国毕竟是一个历史上缺乏社会自治传统，而现实中成熟社会主体资源也仍显欠缺的后发大国，但这并不构成我们回避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建设主题，转而试图走市场化国家、市场化社会的所谓“捷径”的理由。相对于不得不面对资本逻辑与社会逻辑之间时时浮现张力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现代化所具有的一个先天优势，就在于其政治制度建构与运行规则，同社会公益最大化的价值诉求间实现了高度的逻辑自洽。基于这种制度保障而产生的国家与社会间协作大于博弈的关系，也恰恰是我们未来国家治理改革中保障社会导向、规避市场自发秩序风险的一个有利因素。因此，主动放弃这些优势而去另辟蹊径，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一种明智之举。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大国的治理现代化并无先例可循，但当我们真正领悟了社会主义公共权力建立的初衷，并开始理性反思市场导向改革的成败得失，认真审视社会建设内化于政治建设中的制度逻辑时，一条能够破解现代国家治理困局的改革之路，将会日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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