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治理所需要的是基于社会成员广泛的自觉的价值认同，而非外在强力压制基础上的高层次稳定格局
对中国这么一个典型的后发型大国而言，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别有所侧重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政治建设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基本的制度化管理体系。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压力的叠加，赋予了这一过程过于强烈的国家管制色彩，而对绝对平均主义诉求的过度回应，则在无形中减弱了管理活动的绩效内涵。有鉴于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反思泛政治化弊端的同时，也悄然将核心价值罗盘由绝对公平的一端转向了侧重效率的方向，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以此为开端，以“效率优先”口号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却成为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深层诱因。
应当肯定，在由欠发达社会迈向物质富足社会的过程中，效率优先前提下的利益驱动，确实能够转化为激发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动力。但如同所有改革动因一样，逐利冲动也有其边界。当大多数社会成员意识到，单纯的市场自发秩序更倾向于建立起一种符合马太效应的利益分配机制，而不会像涓滴效应所许诺的那样自动兑现所有人的福祉时，利益驱动其实就已经达到了其价值逆转的平衡点。如果此时仍然缺乏必要的社会补偿机制，那么，逐利原则的泛滥将反噬一切被其视为障碍的规范乃至于自由市场机制本身，进而演化为全社会范围内的价值异化、组织异化、权力异化。时至今日，中国国家治理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比如国家能力不足、社会成长乏力以及“维稳悖论”、经济增长悖论等，从根源上大体都可以归结为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错位这一关键问题。
我们强调深化改革要有顶层设计，当然要有法理为依据。那么，对于顶层设计和法理规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全社会其实应当形成一个清晰的价值共识。实际上，当代中国社会与普通民众倍感困扰的，恐怕并不在于现实中政府管得有多宽、多细，而在于政府究竟是按照谁的利益最大化逻辑确定行使职权的领域与方式。从现象上看，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确实构成了对当前深化改革和社会公平的最大障碍，但我们更不应该忘记的是，离开了资本与异化的公共权力的结盟，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其实是一天也无法维持运转的。
现代国家治理所需要的是基于社会成员广泛的自觉的价值认同，而非外在强力压制基础上的高层次稳定格局，但为资本逻辑所诱导的政治权威往往难以期许得到前一种认同支持。因此，无论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找到新的可持续增长点，还是跳出维稳怪圈，使稳定与发展真正成为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归根到底都不能不涉及现代国家治理政治价值内涵的回归主题。在回应好这一主题的前提下，“为什么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改些什么”，“又如何改”等看似复杂的问题，其实也就迎刃而解了。
具体而言，备受关注的简政放权，无非是要通过打破异化的公共权力所划定的利益藩篱，实现对健康市场机制的松绑；而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强调政府在公共服务、公共福利方面职责由善政向善治的过渡，也始终是沿着有利于公权力回归其人民利益主旨的轴线不断推进的。恰恰在此，传统管理与现代治理以公共权力的价值属性度量的分野，不知不觉中显露无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