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对资本逻辑与权力公共性主从地位颠倒的一种矫治。假使我们背离了这一理念初衷，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活动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基础也将岌岌可危
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究竟应该是国家与社会规制引导市场力量，还是市场逻辑来支配国家和控制社会，将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地成长。从各个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演变过程来看，正是因为早期自由主义国家过于依赖市场的自发秩序，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问题和挑战。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对资本逻辑与权力公共性主从地位颠倒的一种矫治。这就意味着，衡量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治理绩效的根本标准，将取决于以公平为核心的公共性价值规范，对于社会资源第一次分配的调整效果。假使我们背离了这一理念初衷，而回到无条件依赖市场自发秩序的原点，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活动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基础也将岌岌可危。
主张用社会和法治的规范来约束市场，并不是要回到国家包揽一切、任意干预经济社会事务的老路上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市场体制的完善及其功能地位的提升，与国家治理理念、方式与技术的现代化之间，其实更多表现为一种并行不悖，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放眼当下，保证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使社会发展的成果不断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而落实到内涵广泛的现代国家治理活动中，培育这一共识的最重要载体就是国家的各项社会政策，特别是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引导调控政策。显而易见，我们目前需要一个始终以公共性价值为最高行为准则，既敢于承担责任，又善于应对纷繁复杂的治理事务的国家治理体系。所以，检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实效，最根本的不在于考察其治理机构与机制是否符合科学合理、专业分工的标准，而在于需要认真审视治理过程中三大主体的关系状况，需要衡量治理实践与其价值初衷间的吻合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