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启蒙，超越启蒙，还是继续解放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救亡”这个前提。完成现代化下一阶段的建设任务，是否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答案是肯定的。
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1978年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其世界性在于广泛吸收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资源，其现代性在于摸清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化建设方向，其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在于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其民族性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在思想不断解放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始终有批判五四、超越启蒙、反对现代性的思潮。这股思潮不但在故纸堆中翻出“中华道统”的陈腐教条，而且有西化的时髦外衣，还从美国汉学界搬来了“论证”中国人必然不能脱离专制的思路。这股思潮将自身标榜为“文化保守主义”，其实是把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与腐朽的复古主义混为一谈；或借助“现代性批判”“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话语，其实正如马克思当年所言，他们“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
这股思潮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如说五四运动割裂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用理性的名义制造新的教条，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当作“德菩萨”“赛菩萨”；有人发挥类比附会的丰富想象，在新文化运动和延安整风中找出相同的“语言革命”，把“文革”看作“五四”的延续；有人把现代化的思想基础说成“工具理性”“资本的逻辑”或“大众文化产业的欺骗”，需要用古典人文精神或“反人道主义”来救赎；等等。本人不敢苟同上述反对启蒙或告别启蒙的话语。窃以为，只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只要我们还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只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落实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我们就需要始终高扬解放思想的旗帜，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