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五四运动说成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分裂与较量。这一论断从学理上说是否合理，姑且存而不论。仅从政治结果上说，如果把后来的历史都归咎于五四时期的这种所谓分裂与较量，也是一叶障目。我以为，应区别作为社会政治运动的启蒙和作为思想解放思潮的启蒙。作为社会政治运动，启蒙总要把精力集中于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总有曲折反复，中外概莫能外。在西方，尽管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充满进退兴衰的插曲，但始终贯穿着一种时代精神和核心思想理念，即康德所谓“公开运用你的理智的勇气”。恩格斯曾指出，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人物“都是非常革命的……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五四运动是社会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则是思想解放思潮。这次思想解放建立了衡量数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和新传入外国思潮的“理性法庭”，虽然“法官”们有不同的具体标准，但他们遵循相同的裁判规则，于是共同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术和政治。无论有多么大的政治分歧，复辟帝制已不可能，开历史倒车不得人心，原封不动地照搬古语旧学没有立足之地。一代学术宗师的涌现和民智大开的新风尚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而大批优秀分子推动的政治变革则是五四运动的社会效应。两者相互激荡、彼此呼应而又不相混淆。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启蒙之间是什么关系？
国内外有人写文章“论证”马克思主义违反启蒙运动精神，但他们没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恰恰是西方启蒙运动三个阶段（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德国思想革命）的主要理论形式，也没有认真看待中国近现代启蒙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所谓“激进主义”，在一些人看来就是五四时期俄国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令这些人痛心疾首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之后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回忆说：“时至今日，一提起五四运动，常会引起台湾不少人的憎恶之情，他们之所以憎恶五四，最现实的理由是它促进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起”。其实，国民党失去政权时的这种憎恶在它取得政权时就已暴露无遗，其宣传部长在1928年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但共产革命把社会风尚“搅成落花流水”。基于同样的立场，蒋介石在1943年《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把他的建国纲领建立在“四维八德”的思想基础之上，目的是“昌明我国固有的人伦关系，即所谓五伦”。
历史无情的逻辑是：既然国民党当权派抛弃了五四精神，经过启蒙洗礼的新一代就要抛弃他们。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在1927年之后开展“两种革命”，即“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针对伪满洲国遗老用“王道仁义”的奴化教育配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谬论，也针对蒋介石集团营造复古氛围的“新生活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在1936年发起“新启蒙运动”，用“启蒙运动”界定五四运动的性质，并主张把文化上的理性主义、思想上的自由解放、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实现启蒙与救亡的高度统一。
与此相反，蒋介石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苏俄恶意输入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理论，一厢情愿地把“道统”和“治统”等同于“中国文化固有的道德价值”和“复兴民族”的基础，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他到台湾后承认：“我们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输在军事上，乃是人心上的失败。一本书（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搞垮了我们的思想战线！”但他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