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保护的源头在哪里？
冯：要启发和帮助当地的原住民热爱他们的文化。如果只是专家热爱，老百姓不知道自己的文化是好的，到了城市总觉得自己的文化是落后的，那就坏了。知识界留给我们一个任务，帮助、启蒙当地老百姓，让他们热爱自己的文化。
我们历史文化的根在村落里，我们的“非遗”绝大部分也在村落里，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都在村落里，如果村落消失的话，这些都不存在，就无所依附了。村落不是一个人的家园，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保护传统村落，留住的不是个人的“乡愁”，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乡愁”。我在欧洲小镇考察时发现，即使偏僻的山区村庄，家家户户燃气、用水、用电一应俱全；就连公共卫生间也摆着鲜花，堪比“星级”。福利齐全、生活舒适，这样的小村落，何愁留不住人？
记者：十多年前，您开始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经过多年工作，其现状如何？
冯：我做了十多年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主要工作有两方面。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帮助文化部做国家非遗名录的整理工作。二是帮助住建部做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我在这两部分的工作中都负责专家委员会。非遗的现状是什么？不客气地说，非遗在卖艺！非遗已经不在它原来的土地里了。非遗的传人出来打工了。
传统村落是什么情况呢？是围城。外面的人想打进去，赚钱。里面的人想出来，太穷了、受不了了，人们想过城里人的生活。这就是有传统价值村落的现状。
我们怎么办？知识界能做的事情很多。我们在给传统村落制作档案。比如，我们刚启动了对4个省唐卡现状的档案、对剪纸的档案。中国现在大约有80%~85%的文化遗产后面是没有专家支撑的，是没有档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然是国家的财富，背后如果没有专家，就没有保护。日本的所有文化遗产后面都有专家作为后盾。
谈知识分子的文化先觉
“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前瞻性，不仅要站在现在看过去，还要站在明天看现在。”
记者：您最近出版的《文化先觉》一书，是对知识分子责任担当的一种思考，也是对我国文化现状的一种思考。其中谈到的许多观点，很大胆，也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冯：没错，《文化先觉》这本书，是我10年来对我们国家文化问题的一种思考、思辨。坦率说，这些思辨绝大部分是批评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问题上应该是最敏感的，他应该有一种承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前瞻性，不仅要站在现在看过去，还要站在明天看现在。
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一批富于文化良心、淡泊功利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瞠目明察、苦苦思辨与敢作敢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就会陷入混沌与迷茫。就像五四时期那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给予那个困扰纠结时代的文化注入了进步与光明的力量。文化的先觉者也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自觉担负着历史的责任。现在只能说，我们看到了就去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记者：在城镇化的浪潮下，有人提出了“文化产业化”的论调。作为一个有先觉的知识分子，您怎么看“文化产业化”？
冯：我此前看了一篇报道，讲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报道说国家软实力是文化。我觉得不是，是文明，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如果一个社会公平、正义、有底线，有文明的气质，这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文化当然也有作用，好的文化作品可以影响国民素质。
回到文化产业化的问题上，“文化产业”是一个名词，“文化产业化”是一个动词。有些文化是不能产业化的，因为文化是精神性的，精神性的东西就没法产业化。精神的东西怎么打造呢？唐诗能打造吗？爱情能打造吗？文化产业化是一个粗鄙的、荒谬的观点。
文化有一部分注定无法像工业那样做大做强。中国很多传统文化都是传统手工业性质，如果不按照原有的产业性质发展，而是作为文化资源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会变质了。比如陕西皮影，进入了“非遗”名录，一些地方就不再使用手工刻制皮影，而是用机器压制、批量生产，手工的性质发生改变，文化遗产实际上就变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