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阶段—明清
明代姚江学派被认为是阳儒阴释，学风帖括，但律学却未受不良影响，这与朝廷重视法律不无关系。《大明律》有《讲读律令》条；明嘉靖之后，皇帝多不理政事，朝廷束缚渐松，有利于律学发展。官方《律令直解》开明代注律之端，私家注律则是大家辈出，如唐枢《法缀》，收录洪武至嘉靖年间的律令典章及法律著作47部；陆柬《读律管见》曾被《大明律例附解》、《大清律辑注》（沈之奇）、《读律存疑》（薛允升）等所引用；王樵积数十年司法实践之经验，并采诸家之长而撰写的《读律笺释》，既详细又准确，不仅堪称明代中期以后异军突起之私家注律的代表作，且被后世律学奉为圭臬；王肯堂的《明律笺释》以家学位渊源，并汲取名人注律的精华，位明代权威性解律之作；此外，何广《律解辫疑》、张楷《律条疏议》（或称《明律疏议》）、雷梦麟《读律琐言》、孙存《明律读法》等不仅是明代官方重视的作品，还直接为清代律学所承继，为清朝私家注律的昌盛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由于专制主义和士人兴趣的淡漠，律学在明代并未真正中兴起来。
清代较之明朝，情况大有不同，是律学的复兴时代。在清初，经世致用的学风回归，史学、经学、小学、金石学等学科蓬勃发展，律学也获得了发展机会。而清代盛行的考据学直接催生了《大清律例通考》、《读律存疑》等。此外，杜贵墀《汉律辑证》、沈家本《汉律拾遗》、程树德《汉律考》等也可以看做考据的结果。清朝前期继承了明律“讲读律令”的规定，也极大地推动了律学的发展，涌现出了王明德、沈之奇、吴坛、薛允升这样的律学大家。
在方法和成就上，清代律学也远超前朝，如应用律学、律史学、比较律学以及古律的考证等都成绩卓著。一批堪称经典的律学著作如王明德《读律佩觿》、沈之奇《大清律辑注》、吴坛《大清律例通考》、薛允升《读律存疑》都诞生于这一时期。这一切使得清朝律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继魏晋、汉唐以后，律学发展中的又一个高峰。但是由于清代文字狱盛行，造成了学术界万马齐喑的衰败，学术经清初至乾隆嘉庆时转为考据为主，针砭时政的言论被认为是诽谤朝政，文人多以隐晦的方法表达个人的政见，比如薛允升《唐明律合编》通过《大明律》与《唐律疏议》的比较，证明明律虽追求字数之间胜于唐律，实则离唐律之质甚远。沈家本《法学盛衰说》认为我国法学战国最盛，至秦而衰，汉代复盛，历晋北齐、隋唐宋诸代，至元而衰，明清则为法学的衰世。这里的法学主要指律学。程树德也认为有清一代经学词章远轶前轨，独律学缺焉不讲，以至于四库全书按语中说“刑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
然而，清代真的不尚刑吗？清代仿效明律也在《大清律》中规定“讲读律令条”，雍正时期还将李卫、田文镜编写的“州县事宜”作为《钦颁州县事宜》颁布，供地方管理学习政务处理。《钦颁州县事宜》中有“讲读律条”的内容。清统治者并非不尚刑，只是阳奉德而阴奉刑。因为清朝是异族统治中原，为证明自己奉华夏衣钵，在治国方略上效法汉唐“德礼为政教之本”。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律学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承担着阐明立法意图，辨析法意，解释法律术语和原则，力求用有限的法律条文，规范多样的社会关系。律学要发达，必须要有生长的土壤，成文法具有一定规模构成律学赖以生存的前提；其次，律学受所处政治气候的影响，在政治允许的空间甚至是缝隙里才能有所成长；最后，律学也要适应社会需求不停地进行变革，才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
【注释】
①何勤华：“秦汉律学考”，《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第123页。
②刘笃才：“论张斐的法律思想”，《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151页。
③何勤华：“唐代律学的创新及其文化价值”，《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3期，第53页。
④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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