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症下药破解不平等问题
中国的不平等问题并不是由于少部分国企雇佣的工人拿到的工资太高，而是由于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太低
为什么收入不平等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加剧？虽然在一定条件下渐进的自由化会导致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在国家层面缺乏对由私有化和自由化产生的不平等采取的限制措施，私有化以及不断增加的市场自由化一定会引起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并且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新世纪，这就更加剧了不平等的程度。一方面是私有化和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在很多国家都可以看到。例如1980年以后的美国，当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急剧减少，市场自由化，而许多公共服务都被私有化时，随之就出现了相当长时期的不平等加剧。到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获得的总收入份额已达到23.5%，这一比例在上世纪50—60年代政府更积极调节市场的时期仅为10%。
尽管许多分析者一致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中面对的关键问题是不平等问题，但是对于解决方案却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分析者指出对剩余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以及更进一步的自由化可以减少不平等。然而，这与此政策会加剧不平等而不是减轻不平等的证据正好相反。当被问到国企私有化如何可以减少不平等时，一些人指向了国企所支付的相对较高的工资。然而，中国的不平等问题并不是由于少部分国企雇佣的工人拿到的工资太高，而是由于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太低。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国有企业支付的平均工资仅可满足最低的可接受的生活标准，然而国内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比这一“生存工资”低三分之一。
只有当家庭消费从目前34%的低份额上升到GDP的50%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才有可能持续。这就需要通过转移富人收入到中低收入阶层来降低不平等。只有这种改变才能使得中国走上基于国内消费者市场而非依赖出口与投资的增长模式。而这种改变只有通过政府提高工人和农民收入的政策来实现。比如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或者增加工会的权利来使得工人可以更有效地就更高工资进行谈判。扩大医疗和教育的公共供给可以降低高储蓄的动机，增加消费者的需求的同时，让中国人民直接受益。这些都是有助于中国转变到可持续经济增长上来的措施——尽管还需要达到保持环境可持续性的额外措施。中国只有保持和改进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市场和计划的混合模式，其为达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变动才是可能的。而向自由市场模式的转变则会阻止这些必须的变化。
苏联消亡的经验给今日的中国提供了及时的教训。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共产党的改革政策最初提倡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以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结合，并且使国有企业起支配作用。几年之后一些群体开始批判这一政策并转而要求自由市场经济和所有企业的私人所有制。正是后者所占的统治地位在1990—1991年迅速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崩溃和苏联国家的解体。
中国站在了十字路口。如果那些长期坚持只有完全私有化和自由化才可以避免中国经济下滑的呼声，最终在决定中国经济道路的过程中取胜，那么最终的结果会与其在倡议中所宣称的结果恰恰相反。中国的崛起将会中止，随之很可能会出现政治动荡。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保持其混合模式并有一定的改进，且这种改进旨在使其全体居民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那么中国的崛起就能够持续。
【作者简介】大卫·科茨（David M.Kotz），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美国著名左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世界知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现为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校区经济学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经济系海外联席系主任、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WAPE）副会长。
（文字翻译与整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健）
责编/袁静 美编/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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