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加强党内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高度重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特别提出要 “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着重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王长江：反腐倡廉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说的“党的建设”，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的建设”，它指的是执政党的建设。执政与非执政的最大区别是党成了掌权者。掌权者对于权力的使用须极为谨慎，否则就会产生问题。而产生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本身不受制约。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权力进行约束。不论是党自身的改革也好，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最后都要落在约束权力上。约束了权力，腐败现象才能减少。但是从现在我们约束权力的力度看，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值得思考。
在我看来，对权力的约束大体上分成两大类，一是权力对权力的约束;二是非权力对权力的约束，即权利对权力的制约。这两大类又可以细化成几个小类。首先是权力对权力的约束，有纵向的，其中有上对下的约束和下对上的约束;除了纵向的还有横向的，即权力之间根据不同的功能，划定各种权力的运行边界，使权力彼此之间存在约束。其次是非权力对权力的约束。第一，政府运行的透明公开化使得政府的所有行动都受公民的监督，公民有渠道对政府的决策提出质疑。第二，媒体的发展。由于民众对于传播渠道的需要，媒体逐渐发展起来，渐渐变成了一种独立的监督力量。第三，组织。组织里面实际上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老百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成立自己的利益团体，进而形成一定的权利边界，一旦政府的运行超过这个边界，便会以组织的形式进行抵制。另一部分是政党。政党都在不断地争取权力，争到了权力的成了执政党，争不到的则成了反对党，时刻在对执政党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这样总结来说，对权力的约束可以总结为七个方面，即上对下的约束，下对上的约束，横向的约束，政党的约束，社会组织的约束，媒体的约束和公民监督的约束。仔细对照就会发现，我们至少有一半是缺乏的。
上对下的约束，我们力度正在不断加强。但只有由上至下的管理模式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下对上的约束。在这一点上，西方是可以借鉴的。西方权力的边界有明确的规定。当上级授权给下级，下级在使用权力时，上级则无权干预。如若上级有侵犯下级权力的行为，下级甚至可以对上级提出诉讼。这就是为权力确定边界带来的好处，更是下对上的约束鲜明的表现。而在我国，下对上的约束是严重缺乏的。从横向的约束来看，我们提出了党内要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是我们的目标和理想状态。但事实上目前这种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其他方面，我们的社会组织还在发育，媒体方面的监督近年来正在加强，但受到的控制还是很严格的。公民监督的反馈渠道，则因为还没有畅通起来，才会产生所谓的“上访”。所以从这些角度说我们的缺项还很多，这些缺项造成了权力不受约束的局面，是导致腐败的很重要的原因。因此，今后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将各方面的约束梳理出来，确定权力在监督下运行，确定权力有其明确的边界，确定它需要什么样的监督，监督的力度要有多大。
现在看来至少有两条我们还没有想出明确的解决办法来，第一，政党的监督。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不要多党制，这是不能改变的原则。但我们用什么样的约束来替代?第二，权力和权力之间的制约，我们坚决反对照搬西方三权鼎立的模式，那就要研究一套中国特色的权力对权力制约的方式，这对腐败问题的防治将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记者：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改革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的阻力和困难，在您看来最主要的阻力是什么?
王长江：我认为最主要的阻力还是既得利益。现在既得利益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问题，道理大家都懂得，都支持权力需要制约的观点，但是一旦落实到己身，就会生出很多理由与借口，拼命阻止自己的权力受到制约。其根源就是既得利益。比如说最典型的审批权，高度集中的审批权，在缺乏监督制衡的情况下，往往容易异化为权力寻租的工具。这种权力的运行方式肯定是不行的。而既得利益问题的产生是体制造成的。
改革改什么?就是要改变原有的权力配置，调整原有的权力格局。原有的权力格局不但会使运行低效，还会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格局。改革要敢于去触动这种既得利益格局。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以往改革的思路还是有一定问题的。改革是对现有利益格局进行调整，意味着要打破现有的权力边界，这有点类似于危机治理。比如说一条河流污染了，原因是企业有毒原料泄漏。这时候，只让工厂停止排放是不够的。已经泄漏的部分需要管河流的部门来处理。但仅此还不够，如果工厂不关闭源头，也同样是徒劳无功的。毒气体气味散发出去之后，居民反映到环保局，环保局要动员起来，处理空气问题。只有有关方面的工作同时开展，才能解决问题。这就需要统筹配合。如果各自为政，很显然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常规的行政模式必须打破，要在企业、水利局、环保局之上建立一个拥有更高权力的机构，来统筹处理。
同样的道理，改革是打破常规，而不是常规工作。像对待常规工作一样对待改革，一个改革的号召之后，便要求各部门去落实，可想而知，必然导致改革变形。部门不会主动去消减自己的权力，一些部门甚至会夸大自己的作用，寻求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各部门权力的扩大，伴随着老百姓的权力越来越小，老百姓不欢迎这样的改革。这会使改革的权威下降，造成改革变形。这种情况还会引得既得利益群体浑水摸鱼，借机反对改革，让人们误认为“改革是错误的”，模糊了改革的导向，这才是最危险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认识到改革的核心还是既得利益的问题，二是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问题，就必须注重顶层设计，超越既得利益之上去设计改革、统筹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