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中国趋向阶层固化的困惑
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封闭的社会结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在不同的所有制、行业、职业、单位、地域之间频繁流动，身份经常变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迅速进入一个流动欲望空前高涨、流动速度空前加快、流动规模空前加大的社会。
首先，一个最令人瞩目的流动现象，就是数以亿计的农民走出他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进城务工经商，成为所谓“农民工”。其中一部分进入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工人，一部分成为个体户、进入私营企业、“三资”企业成为雇工，一部分进入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因为各种复杂的因素，这些人大多数生活于城市社会的底层，与城镇正式职工相比，他们享受着“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待遇。但是，同在家乡务农相比，他们的收入水平又有所提高，从而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
其次，原属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成员，部分已经分化出来，流动到了新社会阶层中。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之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在新的时代，这些新社会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都相对较高，因而这也是一种向上流动。
再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许多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改变了自己父辈所处的社会地位，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特别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和城镇社会中下阶层的个体，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变就更加明显了。虽然我们很难统计来自社会中下层特别是自下层而来的高校学生在总体学生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他们毕业后的去向，但可以肯定的是，多数人从此进入了社会中上层，实现了向上流动。
最后，随着“单位制”的瓦解，许多人从体制内流动到了体制外。其中一部分人流动到了非公经济领域，一部分人成为自由职业者，还有一部分人则成了失业人员。从社会财富的占有量而言，前两部分人多数实现了向上流动，后一部分人则是典型的向下流动。
此外，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在社会劳动力构成中，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特别是后者）从业人数所占比重上升。相应的变化是，以工业为主体的物质生产部门的产业工人队伍增长速度减慢，而各种服务业和公用事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职工队伍增长速度加快。因而，大批产业工人已经从第二产业流动出来，进入第三产业，成为商业服务业员工，多数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善。另外，随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推行，每年还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公务员队伍，这也是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
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如前所述我国出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向上流动大潮。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高校扩招之后的毕业生陆续进入社会，升学、参军、就业、升迁等人生重要机遇背后越来越充斥着权力和金钱的背影，越来越多的机会被权力和金钱所垄断，社会底层出身的大学生们向上发展的通道迅速收窄。
媒体和学界关于“X二代”的讨论很多，诸如“富二代”、“贫二代”、“官二代”、“权二代”、“民二代”等称谓层出不穷。正如有专家指出的，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受阻，流动机制不公平，“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摆在我们面前，不可漠视。“X二代”现象的出现，说明我国社会已经出现社会学所讲的“阶层固化”问题，即社会成员在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受阻，特别是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渠道不够顺畅，阶层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清晰。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自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后形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这种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很大变化，最为直观的改变就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新组合。
不同社会群体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量及其重要程度不同，造成其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高低不同，社会因此分化为不同的阶层。
在一个开放和公正的社会，处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较低阶层的社会成员，都应该有充分而顺畅的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和机会。然而，现实却是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流动渠道越来越不顺畅，“阶层固化”、不合理的阶层结构，特别是底层社会被不断的“再生产”出来。
这种现象，在让许多人迷惑、反感的同时，也促使人们深思，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怎么了，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为什么这样狭窄，底层社会的成员为什么这样难以进入上层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一些人，还发出了“‘知识改变命运’今天还可信吗”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