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当前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原因。但其实，这些原因还是表层性质，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制度本身的不公平，其在有意或无意地维护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流动明显加快，许许多多的社会成员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鲤鱼跳龙门”就曾是民间对向上流动现象的生动比喻。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X二代”现象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跳不出农门”成了许多中下阶层成员对向上流动难度加大、流动渠道收窄这一切身感受的自我调侃。理性分析就会发现，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少、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下降，阶层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清晰化，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固化趋向。打破社会阶层结构的固化格局，促进社会的合理流动，从而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必须重构我国社会的合理流动机制。
向上流动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这两年，我们都在谈中国梦。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各有不同，但几乎没有人不期望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本来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范畴。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众化用语。个人或社会群体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变动，统称为社会流动。人们通常习惯于把社会流动理解为社会地位的改善，也就是社会学所讲的向上流动。但实际上，向上流动只是社会流动的一种类型，也有可能向下流动，即从一个较高地位流向一个较低地位。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两者统称为垂直流动，社会流动尤其是向上流动，始终是社会学研究最关注的社会现象之一。
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分析了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日本、丹麦、意大利和美国等9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并集中探讨了男性从蓝领向白领的流动。同他们的期望相反，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比欧洲国家更开放一些。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垂直流动量，美国为30%，其他欧洲国家为27~31%不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工业化国家在拓展白领工作方面是相同的，出现了“向上流动的潮流”。
20世纪60年代，布劳和邓肯调查得出了相似的事实：美国社会确实有很多垂直流动，而且主要是向上流动，但这些流动主要发生在极为相似的职业位置之间。造成这种大量流动的原因，在于白领和专业化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多于蓝领工作，从而为蓝领工人的子女成为白领打开了方便之门。布劳和邓肯特别强调，教育和培训对个体的成功是极为重要的。
福克斯和米勒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所做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先进工业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学校教育，特别容易产生向上流动。后来，特雷曼的研究又指出，大众传播、城市化等因素同向上流动也有关系。甚至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程度，也会对向上流动产生重大影响。
大多数西方学者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男性，尤其是对儿子和父亲进行比较，对妇女流动的研究则比较少。罗森菲尔德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研究发现，妇女的职业流动受到父母双方职业地位的影响。蔡斯的研究则发现，妇女通过婚姻获得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比男性通过职业获得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还要大。总的说来，所有的研究都证明了一点，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通往较高职业地位的主要途径是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