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与老问题
阶层再生产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人类社会自有阶层划分开始，便有了阶层再生产的情况。那么为什么在这个阶段人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何以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议题呢？从宏观过程上看，阶层再生产容易形成阶层凝固化，地位的代际继承性增强，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资源在代际之间的继承性增强，从而资源也会集中在“二代”手中；从微观机制上看，教育资源作为影响代际流动的重要因素，也受到父代地位的影响，“二代”在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上都会优于非“二代”，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阶层结构与资源的固化。
首先，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是阶层再生产的结构背景。伴随着社会转型，利益格局调整、价值观念冲突、贫富差距扩大等等问题凸显，进而阶层结构和社会公平成了理论上和生活中非常重要和现实的问题⑤。既有的阶层如何在结构变动中维持自身的资源？如何维持子代的地位？如何让资源延续给子代？由于结构转型与体制转型同步进行⑥，市场调节、组织支配、关系运作同时发挥着资源配置的作用⑦。虽然市场转型论提出人力资本增值假设⑧，但是权力维续造成既得利益格局的维护和延续⑨，都是阶层再生产的强化机制。无论是人力资本、政治资本，还是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只要能够在转型当中发挥作用，即可为我所用。
人们如何在转型当中获取资源、维持生活、提高地位，成了这个社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所谓的“二代”们，具有继承父代各种资源的天然优势。无论是“二代”自身还是他们的父辈，都会设法通过各种方式来维持自身的资源，进而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相对于那些资源稀少，甚至是被抛在社会结构之外的人而言，优势阶层的人在占有地位的同时也占有资源，而且这种资源还可以传递给子代，子代的身份和地位也可以得到比较容易的维持。这个过程在转型时期要比在其他时期更为明显。
其次，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不平等不仅是同一代人之间的，而且随着阶层再生产带来的资源传递，代际之间的不平等逐渐扩大，子代之间的不平等比他们父代的不平等扩大了。一组基尼系数可以反映出这种趋势。1979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33，1988年为0.38，1994年为0.43，1996年为0.46，进入21世纪之后，国家统计局在2006年公布的数据为0.47，西南财大公布的2012年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61。李强⑩分析了“五普”数据，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型：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占整个社会的64.7%，而其他阶层的人则像一个立柱一样分布在其他等级。这样的结构体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极端化趋势，阶层壁垒异常明显。这些数据说明，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国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二代”们直接继承了父代的各种资源，使得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占据的地位从一开始便比其他阶层的子代更高。转型前，中国的发展并没有显示出如此巨大的不平等；转型后，各种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布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代际之间的资源传递，至少加剧了这个结果。“二代”是不平等的直接获益者，是不平等的直接影响因素，如果阶层再生产进一步持续，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很难得到根本改观。
第三，社会结构的逐渐定型是21世纪中国阶层结构的重要发展趋势。阶层结构定型化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影响：一是精英“二代”的地位获得没有壁垒。“二代”指的是精英阶层的子代，他们当中一些人顺利进入精英阶层，并且进入与父代不同的精英类型，精英之间代际转化的壁垒消除了。
二是非“二代”进入精英阶层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因为，“二代”占有了进入精英阶层的大量机会，剩下的机会不多了。所以，精英和非精英之间的“断裂”日益明显。这种态势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增强，非精英阶层的子代想要打破这种阶层结构变得越发困难。中间阶层诸如办事员、个体户等既被限制在体制外，同时也有很大的向下流动的可能。
三是非精英子代获得进入精英阶层的资源异常困难。与地位获得的逻辑一致，对于父代是精英的人而言，“二代”可以直接从父代那里获得相关资源，不仅仅是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还有很多可以由此转化的资源，如文化资源、教育资源、制度资源等等。通过这种资源的代际传递，“二代”身上集中了相当数量的不同种类的资源，加剧了阶层结构的固化。
第四，教育是社会地位流动的体制化途径，但是市场转型和高等教育扩招并没有减少阶层之间的教育水平的差异。反之，优势阶层的子代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上持续占有明显的优势。教育社会学领域的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描述了这个现象：如果教育资源的总量是既定的，那么，这些教育资源会优先满足优势阶层子代，之后才可能满足非优势阶层的子代对教育资源的需求，这个假设被我国的数据所验证。
优势阶层对非优势阶层之间的子代存在明显的排斥，直接的排斥包括通过特权和经济方面的排斥，而隐性的排斥则由于非优势阶层承担风险能力和对未来预期教育回报都比较低，可能会较早地放弃进入更高教育的资格。刘精明的研究则更为直接地说明，不同类型的文凭会影响到人们日后的就业过程，尤其是关于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的标准，从中等教育逐渐向高等教育转变。如果教育资源的获得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日益扩大，那么这势必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结构的固化，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趋势难以得到改善。
社会学通常将教育因素作为自致性因素，与先赋性因素相对应，自致性因素指的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获得资源和地位。教育资源不仅是集中在“二代”身上的若干种资源之一，而且是他们在社会中维持自己身份和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具有其他资源难以替代的功能。李春玲对扩招之后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进行过研究，发现扩招并没有减少阶层间的教育获得差异。这种研究结论的潜在含义是，作为地位获得的微观影响因素之一，教育资源的获得如果存在阻碍，那么非“二代”想要进入精英阶层会变得异常困难。
“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现象体现了权力和财富的集中趋势。财富和权力是社会的关键性资源，这两种资源的分布和获得过程的不平等是阶层再生产的核心内容。阶层之间的资源占有差异，随着阶层再生产而扩大，资源越来越凝聚在优势阶层当中，而非优势阶层则越来越难以获得权力、财富、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资源，所以说，阶层再生产的要害是资源的代际传递。
这种不平等可以是正当的、合法的、合理的，如果“官二代”、“富二代”获得与父亲相似的地位资源是通过自身能力的增强而达到的，他们与其他人在公平竞争中由于资质优和水平高而胜出。但是，如果他们获得优越地位及其资源是由于父代的暗箱操作或裙带关系，那么，有些无能无知的“二代”进入众目睽睽的显赫社会位置，特别是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位置，这种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竞争，只会将现代社会拉回到专制的皇权、王权、绅权时代，是历史倒退。从这点看未来，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设计和执行，将是我们时代面临的重要挑战。
（作者分别为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终身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助理；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分层流动的和谐互动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AZD022）
【注释】
①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9页。
②孙立平：《断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3～68页。
③李路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模式的‘双重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④李路路：“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
⑤郑杭生：“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⑥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⑦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⑧Nee, Victor.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54(5).
⑨Bian, Yanjie, and John Log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 (5).
⑩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郑辉，李路路：“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刘精明：“教育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关于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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