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层边缘化对阶层流动的当下影响
市场化逻辑作用空间的缩小。“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舆论焦点揭示了阶层流动中市场化逻辑的退步、再生产逻辑的强化。其中展现的中间阶层的边缘化处境表明“能否实现流动”的阶层边界在整个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上移，中间阶层的内部出现了分化，更多的人仅是具有流动的虚幻可能性但无法达成真正的流动。上文指出，机会公平是评价阶层流动好坏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标准，而如今，再生产逻辑的强化已经侵蚀了机会公平，将中间阶层中的很多人排除在了机会公平之外。如此发展，市场化和再生产“双重流动机制”下的菱形结构模式将不复存在，真正留给市场化逻辑的空间已远不如改革开放初期。
进一步思考，市场化逻辑空间的缩小对阶层流动又有怎样的影响呢？市场化逻辑本就是中间阶层所主导的阶层流动模式，而如果假定“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流行语确实是阶层流动开放性程度的真实反映的话，那么中间阶层内部的分化将导致再生产模式成为整个社会阶层流动的主导模式。如果特定时期阶层流动率保持不变的话，那么，那些缺少代际遗传性优势的中间阶层将成为唯一贯彻市场化逻辑流动模式的群体，他们无力与具有代际遗传性优势的其他中间阶层对抗，最终只能导致他们为争夺仅有的流动可能性而展开相同地位阶层的内部厮杀。在这个意义上，中层边缘化一方面反映出市场化逻辑在阶层流动中作用空间的缩小，另一方面间接起到了为阶层流动模式排序的功能，即首选代际遗传性，次选市场化逻辑。这两方面的结果均是与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方向相悖的。
再生产逻辑作用空间的夸大。上面假定的是舆论焦点真实反映了中间阶层的边缘化处境，但实际中，拥有公众舆论话语权的中间阶层在主导舆论焦点上，有可能过分夸大了自身的边缘处境，从而借此与上层和具有代际遗传性优势的其他中间阶层进行对抗，以此寻求向上流动的可能。在寻求阶层流动的过程中，由于部分中间阶层缺少代际遗传优势，而单纯的市场化逻辑只能是在既定蛋糕（流动机会）大小的情况下争夺剩余机会。这时，那些缺少代际遗传优势但却拥有舆论话语权的中间阶层就会以舆论焦点为武器，借此扩大流动机会。
另一方面，在当今的社会化媒体时代，舆论焦点容易夸大实际情况，尤其是在中国长期缺少现实公共领域的情况下，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更加剧了“群体极化”的风险。有研究指出，当前媒介对“官二代”的负面评价更加突出，“富二代”污名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消解，而“官二代”的污名却很难去除。⑤此处的污名化作用就是舆论焦点偏离实际情况的表现，对利益或价值的追逐滋生了夸大问题程度的可能。舆论焦点想要成为斗争的武器，自然不能停留于对社会实际状况的真实反映层面，这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部分中间阶层借助舆论力量，夸大阶层流动中的代际遗传性程度，致使大众形成了被扭曲的普遍共识。在此意义上，中层边缘化问题成为缺少代际遗传性优势的中间阶层在自由竞争中的话语筹码。
在阶层流动中，如果再生产逻辑作用空间果真被舆论焦点所夸大，那么舆论焦点所推动的阶层流动模式调整就会脱离实际的阶层封闭性水平，看似推动了整个阶层流动模式的优化，实则服务于舆论炒作群体的利益。这种舆论焦点对阶层流动的反作用需要加以重视。
阶层流动中等级效应的扩大。中层边缘化有着浓重的阶层局限，它所催生的舆论焦点忽视了低阶层人民向上流动所面临的问题。在公众舆论缺少低阶层人民有效参与、阶层流动缺少低阶层人民流动填充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所展现的就仅是上层与中层之间、中层内部之间的游戏。有学者指出，基于精英认同基础上的等级效应的社会流动藩篱在中国阶层流动中（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⑥。这里所指的等级效应是超越个人层面上的代际遗传性，是精英群体与非精英群体的区分。由此可知，“拼爹”、“官二代”、“富二代”这些流行语所反映出来的中层与上层之间、中层内部之间的矛盾问题仅是显像，其前提性矛盾则是中层与上层共同对下层的排斥。
在代际遗传性增强的情况下，舆论本应成为对抗代际遗传性的力量，但是如今被中层边缘化问题主导的舆论焦点在批判代际遗传性的同时，贯彻的却是上层与中层内部的再生产，遵循的却是现有流动机会水平下的市场化逻辑，而没有质疑现有流动机会水平对低阶层人民的排他性。
总结来看，基于精英认同基础上的等级效应的社会流动藩篱才是突出的问题，这里的等级效应和藩篱就是指流动机会问题，中层边缘化问题掩盖了等级间的对抗，其追求的目标反而成为了自己批判的指向，中层边缘化旨在达成的仅是如何在等级效应下的内部再生产问题。在整体阶层流动的意义上，中层边缘化的批判意义不但不利于阶层流动的开放性，它所滋生的舆论焦点在批判代际遗传性的同时，反而加剧了上层与中层的等级再生产，拉大了精英与非精英的等级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