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北京公共交通的价格非常低，当然这本来是为了照顾老百姓，但与市场规律扭曲太大。如果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市场规律的话，倒也好办，但问题在于，过去实行了极高的政府补贴，给公共交通降价，现在政府发现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人满为患，再想通过提价来缓解，难免就会引起不满。你问老百姓，是涨价好还是降价好，老百姓当然会告诉你降价好。所以可见，限于以往的政策，现在再想利用市场来调节，阻力也很大。这也提醒我们，以后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至少不要跟经济杠杆相违背，否则结果会很难收场。
“一个中国人想到北京来，你怎么能不让他来呢？所以现阶段应当调整思路，真正要思考的是如何提高管理水平，而不一定是单纯控制人口的思路。”
记者：这么说，目前控制人口的办法都很难奏效？
李强：目前控制人口的办法确实都不是很有用。你本来不是说想要控制住人口吗？可现在实际上，你是控制不住的，传统的办法不行了，新的办法也没有。一个中国人想到首都北京来，你怎么能不让他来呢？所以现阶段应当调整思路，真正要思考的是如何提高管理水平，而不一定是单纯控制人口的思路。
北京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这个目标很对，但要看到自己在管理水平上和真正的世界城市差距还很大。因此，要多找找自己的问题，不要一味地抱怨是人口多造成的，把问题推到一个短期内谁也控制不了的因素上去。历史既然已经进步到现在，就应该多从管理服务上想办法，提高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例如公共交通拥堵，很大程度上是管理水平和设计思路存在问题。东京有3000多万人口，北京也不过2400万左右，东京地铁每天的吞吐量比我们大很多，地铁出入口多，几分钟找到一个出入口是很容易的，不同地铁线路换乘方便，地铁时间准确，高峰时间分成快车、慢车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目前对于流动人口聚居区，管理不得力，可以看到两种极端的做法，要么是粗放的放任不管，要么就是粗暴的运动式拆迁。”
记者：具体在流动人口方面，存在哪些管理问题？
李强：目前对于流动人口聚居区，管理不得力，可以看到两种极端的做法，要么是粗放的放任不管，要么就是粗暴的运动式拆迁方式。有某一个村庄，原来是放任不管，后来因为“蚁族”问题，引起上层关注，于是采取大规模拆迁改造的方式。外来流动人口是弱势群体，拆迁并不能解决他们的生存居住问题，他们无非是再换一个地方去住。你把一个流动人口聚集区消灭了，周边好几个聚集区又兴起了。因为他们只能承担的起这样的租金，人为地去干预他们，又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肯定会积累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