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学院的模式过于急功近利
文汇报：您曾担任国际管理学会主席，也曾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在这20余年执教生涯中，您共培养出3000余名企业管理硕士（MBA）。而目前，这一课程在国内方兴未艾，很多高校也开设了MBA课程，也涌现出一批专业的商学院。您认为，美国商学院教育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其局限又在哪里？
陈明哲：众所周知，美国是商学院的发源地，商学院的整套模式是美国商业土壤孕育多年的产物，其主要目标是培养职业经理人。但在我个人看来，这20年间，美国商学院的“味道”变了。首先，美式学术教育深受西方绝对化的价值观影响，有着明确的排他性和程序性，几个顶尖商学院都习惯用数据、量化指标进行自我评价。对于其毕业生，美国商学院也非常看重其媒体的评量数据。这种教育导向使得大量美国职业经理人对人生成功的评判标准定格在年薪多少、身处社会何种阶层、占有多少的社会资源等等。有的美国人称其为“专业精神”，但这种精神忽略了东方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人文内涵，演变成了过度功利。
遗憾的是，许多中国的商学院也直接承袭美国模式，把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照抄过来。许多人的观念也被美式观念同化，将成功等量为年薪多少、在社会占有多少资源，将地位、权势、上流这些词汇挂在嘴边，将逐利视作经理人的本业，这种思维如果弥漫在整个社会，最终将形成人为的对立。冷静下来，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培训经理人究竟是为了在市场逐利，还是为了激发人性潜能？企业究竟只是冷冰冰的阶梯式架构组合体，还是应该包含人文关怀？创立企业，究竟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还是包含了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的理想？
其实，还是应该把量化的流程思维返回到管理的“原点”。对企业而言，逐利固然是头等大事，但企业设置管理制度，究其根本还是激发人性与人的潜能，如果这些机制促使企业在实践中出现本末倒置现象，让人性让位于逐利，那么我就应该躬身自省，商学院的教育模式也应该自我检讨。以前华人没有这方面基础，所以只能低头学习西方企业和商学院现有的机制、套路，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太多自己的“道”。在借鉴西方的同时，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如何重拾华人自己的思想精华。
文汇报：随着中国的企业家队伍逐渐扩大，素质不断提高，社会责任日益加重。社会对于这部分群体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在学界，也有声音提出要为中国企业家“正名”。您之前曾提出观点：中国企业家是新兴的“士”阶层。您是基于何种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
陈明哲：以前讲“士农工商”，商为末，由“士”这个阶层担当主体，而现在，更多的时候是由企业家在推进社会发展和传承，所以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而快速崛起的企业家们，已经成为今日中国新兴的“士”阶层。我认为，商人和企业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要做企业家，当然要有从商的观念，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商业行为，但是“商”本身意指“交易”，企业家则有创业的内涵，更着重企业的永续经营，而永续经营的前提是扛起企业的社会责任，而非交易。
任何企业其实都希望能实现永续经营，这包括家族企业。以前老话说：富不过三代，现代家族企业有更多机会能够富过三代，因为存活方式多了，一种方式是进入专业化的视角，进行专业经营；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股权或者公司治理，让家族继续经营下去，所以大家的步伐实质上是从“商人”往“企业家”在转型。
另一个需要转型的是所谓“儒商”的观念。尽管被冠以“儒”字，但儒商仍停留在“商人”的框架中，它固然有儒家道德的约束，并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但很难说是商业典范，所以算不上现代意义的企业家。我觉得，今后的传统儒商，包括冠以浙商、徽商、晋商的商人群体要从传统转变出来，逐渐形成成熟的企业家观念，以致于他们信奉、贯彻和执行的是一种制度、典范，而非一种文化习惯而已。在转变中，这个群体的一些优秀基因也应该被保留下来。例如：做事绝不能祸害乡里乡亲的信仰，这种朴素的“家天下”观念是成为现代新“士”阶层的一个重要原则，丝毫不亚于西方所强调的企业社会责任。
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家扮演的角色是传承、推动价值观的传承。我希望企业家和学界融合起来，大家一起进步，逐步形成新的阶层，尽管这一阶层在西方被称作“中产阶级”，但在中国，我仍称他们为新的“士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