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南方很多山地民族社会调查中也发现，很多宗族组织作为一个乡村社会的组织形式经过几百年的历史考验，仍然得以整合和延续下来，为其成员提供了宗族认同的基础，并在宗族认同的基础上强化了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汉族的家族特别是宗族理念对很多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塑造和民族认同扮演了重要且特殊的角色。如汉文化影响很深的南岭民族走廊中的苗、瑶、壮、侗、畲等少数民族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互动的区域，其内部所体现出来的族群的互动及其文化走向，也是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基础的研究单位。笔者认为，从民族社区的家族组织和其文化特点，来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种有意义的分析视角。在我们调查的南岭走廊上的苗族、侗族、壮族甚至一些瑶族，汉族社会的文化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社会，从他们的家族观念、宗族观念及村落结构都能看到汉文化的影子。因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家族研究，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对族群性的理解和分析，要从与汉族互动的历史过程以及地理上的区位进行综合把握。
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中，民族走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上面所说的南岭民族走廊则是费先生重点论述的三大民族走廊之一。在南岭走廊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对瑶族社会的关注较为丰富。跨省和跨民族的结合部是这一走廊的重要特征之一。其实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民族走廊的研究，很早就注意到多民族结合部的问题，费先生始终将各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联系和融合作为问题的出发点，打破行政划分和民族区别的藩篱，提出有助于当地社会发展的建设性意见。跨省结合区域的经济生活和民间网络，以求突破行政划分和民族区别，思考省际结合部民族地区如何在对民族社会产生影响。比如，位于省际结合部的城步苗族，表现出了浓郁的汉族家族文化特色，但是却保持了强烈的民族认同。而广西永福、湖南绥宁、湖南桂阳等地的蓝姓，在与城步苗族蓝姓交流、合修族谱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的蓝姓本是汉族，知道祖先所在地的蓝姓是苗族的情况下，纷纷要求当地政府重新认定自己的民族类别，要求依据祖先所在地蓝姓的族别更改为苗族。这种依据血缘及地域认定的苗族身份，为他们广泛开展联宗活动创造了便利。这些地区的蓝姓希望改为苗族，强调的是自己群体的宗族世系和历史传统。从他们的出发点来看，他们起初只是希望和祖居地的同姓家门拥有一样的民族身份，这样彼此沟通协调起来更为便利。但是慢慢地他们希望在各方面得到政府更多的重视，开始强调自己是有特殊政治利益的群体，在实际操作方面体现为落实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各项优惠政策。
笔者曾于1989年9月带领学生对广东阳春县一个瑶族村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瑶民虽然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但该地的家族、宗族组织却和汉族社会相差不大。在族群认同、文化认同方面却与当地的客家人有着明显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别。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在填写民族时一直都填成汉族，但当地人都知道他们的身份。1989年2月，经过瑶民的多方努力，加上广东省民委的民族识别，他们才被正式确认为瑶族。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位于汉族社会周边少数民族聚落，村民虽然有着强烈的族群意识，但在很多仪式上试图通过文化和结构上和汉族的相似性来确定自己在中华世界中的位置，表明自己在中华世界中具有某种正统性。我们的很多个案说明，少数民族或族群具备汉族性的家族社会特点，不能仅仅看作是在强大的汉文化压力下不得不实施的一种伪装手段，而应该看作是位于周边社会的人们在中华世界中自我意识表达的一种形式。与此同时，在很多民族社会的家族“传统”的延续、复兴和创造，是人类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这里的家族传统主要指与过去历史上静态的时间概念相比，更为关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家族的“集体记忆”，使得宗族的认同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才得以在交互状态下得以张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家族社会内部结构的延续带来了民族认同的社会基础，同时家族社会内部结构的延续又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民族认同。
因此，在对民族区域研究时，对特殊的区域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至关重要，这关系着如何加快民族区域的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但一些家族观念和文化认知，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浓厚的血缘观念使许多民族地区至今盛行婚姻法禁止的表兄妹婚。他们认为这样血浓于水，亲上加亲，实际上祸及后代，严重地影响了人口素质。此外，血缘观念的盛行，便利维系庞大的亲戚网络，发展家族势力，容易与地方基层政权产生冲突等等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因此，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家族研究是了解和认识差异的民族文化观念的重要途径，是认识区域文化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中，只有保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思维，才能更好地理解家族与社会、民族、国家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对汉族的宗族研究，还是少数民族的家族研究，都是一个理解多民族国家社会的重要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