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小说的比较研究应如何进行？前几年在中国学界关于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作品的比较文学研究曾一度流行，您怎么看待这一比较？
浦安迪：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四大奇书，是可以与西方小说进行比较研究的。但是不要随便说西方小说如何、中国小说如何。有时候比较的对象也很重要，比如，将中国十六七世纪的作品与现代小说比较就不合适。比较对象完全是同一时期不太可能，但是应当将新小说和新小说比，旧小说和旧小说比。
举一个例子，在很多西方学者眼中，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历史上第一部最好的小说。从很多角度看，孕育它的西班牙文化和明末文化有相似之处，小说和戏剧都是。中国明末的小说和戏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是同一批文人创作的，西班牙也是这种情况。此外，作品的主题也有很多相似性，比如表达人生如梦的思想。就社会背景来看，明末的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从以农为主的社会走向现代经济的社会，与海外也有越来越多的交流。而西班牙在欧洲历史上很特别，它长期被阿拉伯人统治，很像中国古代边境被外族统治的情况。
至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比较，我要先说一个曲解。汤显祖是明代的大文人，对于当时的思潮，如理学、心学都有一定的研究。而莎士比亚虽然是文学巨匠，但并不能算思想家。他写的悲剧很深刻，但并不包含知识性的内容。在这一点上，两个人的差别很大。当然二者也有相似性，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最好的是长剧，汤显祖的代表作是传奇剧。二者在结构上都有复杂的循环往复，有一个主题故事以及分体的小故事。比如汤显祖的《牡丹亭》，与杜丽娘的“游园”、“惊梦”平行的还有柳梦梅的故事。莎士比亚的喜剧也有主线和其他场景。
人们对儒家和犹太文化都存在误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目前正致力于中外古代思想与解经文献的比较研究，请问您是何时转向经学研究的？
浦安迪：大约是20年前，因我一向好古书，研究犹太文化也比较侧重于古代经典，对于中国的古代经典我也很有兴趣。我起初是研究中国的古典小说，但这还不够古老。此外，在读明清文人的小说时，我也注意到其中经常提到四书五经，特别是四书的思想。比如，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对答中提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暗示的是道德经的一句话“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薛宝钗也曾引用孟子的话，从古代思想经典得出相反的意思。曹雪芹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思想，特别是四书有着重要的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和犹太教经典的比较，为何会选择这两个对象进行比较？
浦安迪：历史上有很多古老的文明，但其中古老且延续至今的古代文明就只有中国文明和犹太文明。其他古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苏美尔文明已经消亡，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也是延续至今的，但后来由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介入而有所改观。我特别重视学术传统的传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儒家经典和犹太经典可以在哪些层面上进行比较？如何进行比较？
浦安迪：现在人们对于儒家文化和犹太文化都存在一些误解。从内容上看，将儒家思想认为是入世的太简单化了，其中也包含很多形而上的内容，比如张载的一些思想。认定犹太文学都是出世思想也不对。《圣经》开篇写上帝创世，之后的内容也都是人世间的想法。
儒家和犹太的学术传统都很久远，可以进行比较。首先，在内容上，它们的古代经典都运用了解经的方法，加之以哲学性的阐释。其次，这两个传统都特别注意古代经典中的道德问题，解经学家会找出其中的难题和困境。比如，古代中国和犹太的经典文献中都强调孝道，解经学家在评点时并不仅仅是说好话，而是要解决一些实际的难处。中国古代有《二十四孝》这样的经典，犹太文化的“十诫”也提倡孝敬父母。但有一个问题是，如果父母教你做坏事，违背教法，你应该怎么办？抽象来说，就是是否应当把孝道作为全部道德思想的本质。在这个层面上，两种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也都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比如《礼记》中写到“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犹太文化中则要讲明尽孝道要到什么程度。比如给父母养老也是有限度的，竭尽自己的所有，致使自己的妻子儿女活不下去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回答。不过，二者的一个很大区别是，中国的儒家经典与政治息息相关，而犹太历史中没有政治背景，近两千年都没有国家，但奇怪的是，在流亡的两千年中，很多犹太哲学家开始假设未来恢复国家后需要考虑的问题。
除了犹太教以外，我对印度、希腊的古代经典也很感兴趣，比如印度的《吠陀经》、《奥义书》。印度古代有一个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叫商羯罗，但他没有思想专著，只有评经，他的哲学就是不二论。几年前我到印度去寻访解经文献，看到其中有一个专门名词叫“atman”，指全部宇宙的精神和本性。商羯罗在评注时深入了唯一不二的思想。其实，这种看法庄子的《齐物论》也涉及过，且十分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