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四大奇书，是可以与西方小说进行比较研究的，比较的对象很重要。比较对象完全是同一时期不太可能，但是应当将新小说和新小说比，旧小说和旧小说比。
浦安迪（Andrew H. Plaks），194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7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浦安迪通晓十几种语言，尤其对汉语、日语、俄语、法语、希伯来语最为精通；研究领域广泛，如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西文学文化比较等。代表作品有《〈红楼梦〉中原型和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中国叙事文：批评与理论文汇》（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等。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学者可能很少有不知道浦安迪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对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的研究令中国学界耳目一新，很多现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执牛耳者都受其影响。近年来，他致力于中国古代思想经典及其评注的研究，并负责主持海外学者将《左传》、《法言》等名著翻译成英语和希伯来语的出版计划。
记者在北京大学课堂上见到浦安迪先生时，他正带领学生一条条理解、辨析儒家经典中诘屈聱牙的评注。他目光炯炯，言谈间带着令人意外的谦逊。谈到他个人的学术成果，浦安迪说：“我懂的东西很少，我的学生比我博学。”
从《红楼梦》走近中国古典小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从前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小说，为什么会对此产生特别的兴趣？
浦安迪：我首先学习中国的语言，后进一步研习中国文学。先看白话小说，再看文言小说，基本是依照这样的次序学习。我曾在台湾地区留学，当时我的一些老师非常喜欢《红楼梦》，他们曾在大陆的大家庭长大，有着类似的个人体验，因此对这本书很有感触。他们是《红楼梦》的忠实读者，但并不都研究它。这是我早期对《红楼梦》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文本细读很重要，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红楼梦〉中原型和寓意》，写作时至少通读了两三遍文本。当时比较流行用叙事理论来研究小说，我发现用其中一些理论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很合适，比如明代的四大奇书、《红楼梦》、《儒林外史》都与之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中国古典小说而言，明代四大奇书及《儒林外史》、《红楼梦》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除此之外，您认为还有哪些有价值但没有受到充分重视的小说？
浦安迪：除了明清时期的六部古典小说外，《醒世姻缘传》也很值得关注。然而，目前将其视为文学文本的研究并不多，事实上它有很大的研究价值。首先，作者对于中国古代的道德和社会有深刻的认识，书中常常有讽刺和挖苦的手法；其次，其结构乍看之下似乎杂乱，但实则十分精细，是百回本的惯例模式，按照十回来划分单元，同时也有着细密的叙事纹理。总之，它在很多地方与四大奇书一并为小说文类所确立的结构与修辞特征相一致，常常体现出作者对结构与修辞技巧的自觉控制，在思想上也有深刻的寓意。这本书具有文人小说的特征，不应该被看成二流的通俗小说。如果我们将其与明代四大奇书相比照，就有可能深入涉及明清小说的文学分期与文学类型等重大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第二等的古代小说，除非是专门的研究者，一般读者不会了解这些作品。现在有些人因为四大奇书来贬低这些作品，是不应该的。
使用西方文学理论应注意中西学术传统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经常使用反讽的美学理论来解读中国古典小说，为什么会特别注意这个现象？能否以此为例说明如何将西方文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叙事文类研究？
浦安迪：反讽不是指讽刺，而是言此意彼，表面上讲故事，其实还有另外的意思。这在四大奇书中有很明显的体现。可以看出，这些16世纪的写定本，对先前叙事素材作了反讽性修改，而非直接加工。比如，同样是讲取经故事，百回本的《西游记》就和其他版本很不一样，其中有太多比喻性和寓意性的东西，让人没办法不重视这种暗示。明末的百回本小说对民间故事有一种反省。有时不一定把故事主人公作为英雄看待，而是在道德层面和历史价值层面进行反思。比如，宋江在民间故事里是完美的英雄，在《水浒传》中的形象就未必积极，《三国演义》对刘备和诸葛亮的塑造也是如此。明末的作家对此特别敏感，让读者自己去判断。
西方文学理论也分不同阶段，有古典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同流派。在使用西方文学理论时，需要考量理论产生的语境与小说语境的相似性，还要特别注意不同的学术传统。20世纪后半期，匈牙利学者乔治·卢卡契（Georg Lukacs）就很强调反讽。用这种想法套用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在语境上是合适的。它们虽然来源不同，但是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事实上，明末就是一个充满了反讽意味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戏剧、绘画都有这个特点。拿绘画来说，当时的画家董其昌就很注意翻出新意，打破惯例，而小说兴起的时期也正与中国绘画理论高歌猛进之时相呼应。这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这些作品或许可以解读为对当时特殊思想潮流的直接反映。而且，明末文人的世界扩大了，文人与西方学者和传教士的交流不断增多，加上时代的动荡，此时的社会已经不是一贯的儒家统治，铁板一块的王朝统治秩序裂痕不断加深。而“反讽”理论的提出也未必单指俄国文学，它是以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变迁为大背景的。当时的欧洲已经经历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人们的人生观和宇宙观都呈现出开放性，这与明末有相似之处。
